如果他亲自率领的队伍出了问题,张海冷静思索后的结论依旧是:这会是新朝重大的损失,长远影响不可预料。但还不能说是承受不起的损失,这个风险事实上是值得一冒的。
即便是在不利的情况下面对敌骑兵集团的攻击,数千新军最精锐部队依旧是一股拥有战役能量的队伍。按照高风险对抗演习和以往的实战详报记录,不论是花费巨大成本的神箭队官兵还是线膛枪炮部队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杀伤四五名冲击过来的骑兵或是十多名步兵,挫败二十倍以上有一定战斗意志的敌骑或是百倍规模的敌军步兵。这个规模的能量或许不足以在伊斯法罕城外野战或是当年安卡拉会战时那样面对史诗级兵力的对手依然能够稳操胜券,却也有了足够抗风险能力。尤其在土耳其核心地带境内多山地而少有能够展开规模庞大骑兵冲击的地方。安卡拉及其周边地带是为数不多这样的地区。而这些先锋突击部队在出发之前就被叮嘱要尽量避开这样的地方。
队伍所面临的最大风险,其实就是跨越和泅渡那条欧亚之界的海峡将要面临的种种风险。如果此时的奥斯曼帝国把他全部的海上主力集结在那里进行防御和守备,即便是准备充足手段齐全的新军精锐部队进行渗透攻击也依然会面临巨大困难。张海在临别的时候就叮嘱过:如果事不可为,或者目标暴露,精锐先锋部队应该避免执行败算明显高于胜算的任务。更不要说之后以没有配备多少弹药辎重的轻型部队去进攻举世闻名的坚城就更是一大挑战了。
张海对先锋突击部队的交代是:如果此时的伊斯坦布尔已经是拥有全新防御体系的城市,那么就没必要着急攻坚。以围城应变和准备大股敌军的来袭为主,保证自身的军事存在,就是最为当务之急的事情了。
因为涉及到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就已经不像征讨其他亚洲国家时那样简单,而要考虑曾经长期和奥斯曼帝国对峙的哈布斯堡王朝可能的反应了。
如之前的计划那样:张海没有打算让刘洪涛等人率领的先锋突击部队成为一只远离大部队的孤军,而是同追大军紧密配合的队伍。因此:在先锋部队出发之后的第二天:也就在新朝十年三月下旬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大军就提前展开行动以五个暂编师为核心兵分五路展开对奥斯曼核心地带的猛烈扫荡。
其实早在大军于撒马尔罕集结并商讨西征策略的时候,新军各部队就早已确定了基本方略和原则:那些同新朝不同信仰的异教的确而且还是多荒漠或山地等环境恶劣民风比较强悍的地方。即便当地的抵抗不似当年远征后金的时候所遇到的抵抗那样剧烈,新军主力部队也将展开对当地整个中上层政治结构甚至基层体系的残酷清洗。
只要这时代还不是政治正确至上世界主义普世哲学盛行的时代,“杀男霸女”就是国家与民族扩张的基本套路。
后世的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受挫于民族与文化问题,甚至直接影响到了全球众多普通中下层民众的利益。就是号称多文化多民族融合成绩比较好的美国,非新教白人的一切外来族裔虽然带来美国不小的贡献,但依旧是美国社会严重的政治********隐患和文化包袱,让这个人均资源国际地位科技能力都没有短板的国家人均经济还不如北欧等一些顶级发达国家:即便这些人不是极端民族主义者或宗教极端分子也是一样。
以普世精神立国的国家与社会都面临严重的文化融合问题,汉民族虽说有很强的包容力和同合能力,但上千年来却没有真正融合国哪个一神教体系的文化群体。因此:张海重新思考后的原则就是:只有死了的问题民族与问题文化族群才是好的问题民族与问题文化族群。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以几百年或千年的单位来看:更没有长盛不衰的国家。只有死人或准死人才是坟前忏悔谢罪怀念赔罪等等的时候不会带来隐患的。就像当年的美国如果不是把北美的印第安人清理的不剩多少,恐怕也会有更大意义上“拉美化”的风险吧?
就这样,新军主力部队所到之处开始落实“两个凡是”的原则来故意激怒本来就怀有敌意的当地人:凡是一个地方有零星的抵抗,哪怕新军主力部队死了一个人,也要以周边一日行程之内的所有持有武器的人来陪葬。凡是在“征借”的过程中遭遇隐瞒粮食之类的现象,也都要所有持有武器的人陪葬。更别说是投毒或者其他形势的有组织抵抗了。而有任何暴力抵抗行为的老弱妇孺自然是理所当然的“交战团体成员”
加上新朝主力大军行军过程中比较明显的粮草负担,遇到种种抵抗和随之而来的血腥清洗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一时间,从哈卡里到比特利斯,再到凡湖周边乃至更西更北的方向上,小亚细亚半岛上的血雨腥风开始蔓延起来,持续到新朝十年四月上旬,新军主力部队在各个方向上的推进不过二三百里,就有三十多万规模的“敌国武装人员”“敌对分子”被“清剿”或“处决”。而那些抵抗过新军主力部队的奥斯曼正规武装,军官阶层哪怕投降或被俘也大多以各种各样的理由被处决。只有一些明显被震慑住的工匠勉强可以最终得已幸免。
奥斯曼帝国在核心地带民间马匹和传信机制都不缺乏,这样令人恐惧而绝望的消息很快就传到了穆拉德四世的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