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新朝十一年的春节已经临近了。如果从大军开始做西征的先锋准备开始，从新朝九年的春节到新朝十一年的新年，时间整整过去了两年。
在旧时，除非是年景十分不好的灾年到丰年这种巨变，否则社会的经济面貌是不会发生什么大变的。在旧时，一个社会的长期人均经济增长率，有个百分之零点儿一就相当有朝气了。通常主要是恢复和人口增长。
张海在回师的时候也不觉得新朝十年底十一年初的国内会和新朝七年或八年的时候能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善。有过数年执政经验的张海已经明白，并不是一些新技术推广下去就能产生立杆见影的效果。一个社会的经济水平很大程度上是国民素质和传统习惯所左右的。就像英格兰在十六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就开始推广诺福克轮作制与轮种技术，但是直到十九世纪依然有一些落后地方的耕作制度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善，往往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整个社会才会有明显的变化。
而此时刚刚从产后与危机之中恢复过来的李千兰重新开始在其他女孩儿们的协助下整理政务并经过不少巡查的验证后，几个月以来的紧张和忧虑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一开始的时候，李千兰还有些怀疑马辉与刘栋等人是不是搞了什么弄虚作假的名堂，甚至和田彦等人串联起来。
不过当李千兰亲自与数名留守的亲卫连战士进行了一次冒险巡查之后，才大致确定下来那些最初的年景预报其实并没有多少水份。有些东西比较容易做假，然而有些东西想要做假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年代，一个地方上的经济状况如何，其实只要看看乡下里的卫生状况与人们的神情气色就能略知一二。
在年报的时候，为了防止被误会。马辉与刘栋都进行了不少时间的准备和论证，并不是像以往那样准备一份报告草案就可以了。李千兰虽然在名义上代理国政，但实际上并没有张海那样的地位，也不太好在跟着张海的时间更久的弟子们面前摆谱，因此在西院里的年会更像是过去讨论会式半谈天一般的性质一样。
不过有关这两年特别是新朝十年经济与财政突进式的改善，也探讨了不少原因。在这个时代，经济的基础其实还是农业，因此刘栋在闲聊式的年会中也就根据自己这几年时间以来的钻研讲起了很多东西。
“新朝立朝以来，年景上其实一直并不好。就是淮南甚至江南不少地方，冬季的时候都多有结冰。如果不是新朝初年东南一带不少地方对于种粮比较重视，桑夺粮地的现象没有过去那么明显，再加上经过人口的调整之后各地贫富不均的情况有所改善。加上我们新朝初立，依靠的人也大多是军中的少年，还没有太过庞大的利益，恐怕会面临比当年天启万历之时更大的危机了。农业技术普及依托全国的教育网络进行了很多工作，可实际上很多地方还是留于形式，并没有真正的落实。民间的生活比起过去濒临崩溃的状态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其实主要是靠两点来做到，一是减少了过度囤粮带来的浪费。我们新朝不同于旧朝，对于不少地方的灾害不再是装装样子，加上土地暗中的兼并经过一定的清洗，因此浪费不多。第二就是东南产粮区没有像明时那样过度的因为商业化而受到太过严重的影响。可是即便如此，到新朝八年的时候，全国农业上的产量其实不过是同前明中前期年景好一些的时候半斤八两罢了”刘栋在谈起新朝这些年以来的农业的时候说道。
李千兰也是跟着张海一起学习了解过不少事情的人，似乎也想起什么，就有些疑惑的问道：“我听说两宋的时候，年景相比唐汉甚至是前朝中前期也并不好。从至道年间到靖康年间洞庭湖和鄱阳湖、淮河流域、江南等地多有冬季结冰的记载。长安洛阳一带凡橘皆冻死。南宋更不用说，杭州一带晚春降雪的年份记载似乎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比例。可以说那个时候的年景并不比最近这些年来好多少。可是为什么这种不良的气候之下，再加上两宋不抑兼并，官绅耗费更大。还有沉重的冗兵冗官，却仅仅只有地方性的起义与闹事，没有真正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以我这些年理政的经验，像过去那种旧王朝，收上来的税如果有一亿贯，加上实际的耗费必然不比我朝新朝八年的时候少多少了。”
刘栋也并不忌讳的说道：“不算一些太差的年景，两宋时期的底层民众生活虽然并不好，但平均农业产量上实际上要强于两年前的我朝，也就是最近两年新朝农业估算才赶超成品粮五石左右的平均水平罢了。江南地区没有过度因桑废田仍然是原因之一。此外：两宋之时的中原、川蜀等地都是经济上明显要优于后来不少地方的繁华兴盛之地。当时千年田八百主条件下的土地兼并固然有种种害处，但是从管理的角度上来说，实际上要比单纯的自耕农更有利于经济总量上的改善。听说如今那英吉利也有这样的现象。我们无法让那些下面的负责人把农民当成佃农而自己成为农场主，是所以要通过其他方面的种种努力才追了上来。”
“这两年我们过去巨大的投资看来没有百废，应届生中的优秀者开始在各地参与内情部的政务之后，过去一些流于形式的东西也能认真落实了。过去的时候还有不少地方存在严重的瞒报问题，这两来随着战争动员下执政力量开始利用新一代的人才换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