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新与崔云等人早在去年夏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谋划危急情况下的退路，这大半年的时间以来已经有条长达一里左右，仅仅容一个人爬过的简单暗道从县城内通向县城外。可一里左右的地道还是太短了。当营与连的八名正副军事主官带着一天的给养及足够的金银细软从地道的出口：一处小树林里带钻出来后不久，就接连不断的遭到了几十步外早已布控在城外两名亲卫连战士直接以燧发排枪火力展开的猛烈打击。
在六七十步左右的距离上寻常的亲卫连战士也没有精确命中单个实战目标的能力，但那连绵不断的猛烈火力无疑使余干县步兵营的八名营连干被压制的不敢抬起头来。最终被两处总共四名赶过来的亲卫连战士以早就准备好的精钢锁链所逮捕。
县里的人并没有想到，跟随张海而来的当然并不仅仅是其身边的那么数个人，整个亲卫连分成几十个双人组早已在县城附近一里的范围内进行广泛的侦察警戒，随时防止有城内的人利用并不算很长的地道出逃。
虽然不少亲卫连的战士们觉得这余干县的上层管理早已违背了新朝的规定乃至法律，怎样的重罚都不为过。但张海为了稳妥起见还是打算询问询问这些余干县打算出逃又被捉了回来的主要营连干。
半年多的“社会实践”远远没有让这些还算年轻的人们学会市侩和圆滑，因此见到张海的时候，不少的人也只是有些紧张而已，没有人拉下脸面想到哀求或求情。
“队伍里的要求很明确：今年秋天才开始收田赋，而且只收秋粮没有丁税，没有其他杂派。每亩三升而已。从去年你们就开始像我们的那些敌人一样在整个县每年几万两的私征，不计别的，仅仅这一条，就是怎样从重处罚都不为过了，你们可承认？我想听听你们心里是怎么想的。”
虽然在县里当了半年的大爷，不过这些从主力部队过去的人倒还是没有像张海所想象的那样圆滑。
“县里原有吏员们说历朝历代改朝换代也不过是减些大户们的私自负担而已。每丁总计一两银或几百斤的征收只要不是太贫困的地方决计闹不出事。这些钱粮在民众手中也没有什么大用，不如..”
“不如拿出来支持革新事业还是为你们及自己可能的后代谋福利？”张海见那些年轻人们似乎有些话还讲不出，就笑着问道。
“后者.”终于有人诚实的回道。
“那些钱粮还在？总共有多少？都藏在了哪里？是让队伍上费事，还是你们主动坦白？我也无需欺瞒。你们是队伍回师后遇到的第一个典型，不论交不交待都是死定了。而且你们死的越惨，对天下人乃至我们的事业就越有利。当然，今后会惨死的也并不止你们一个.”
张海其实并不擅长审问，只是这些刚刚上任半年左右的县里的营官还远远没有一些惯犯滚刀肉那样难对付。不少的新军主力部队里出来的人，并没有完全丧失对队伍和事业的全部感情。
因此在过去的恩和现在的威联合作用之下，即便是张海这个在审讯方面外行的人，也十分顺利的更加详细的弄清楚了余干县的不少事情。
除了新朝建政初期不得不以强有力的简单权力机构来代替过去的统治体系，整个政治机制还不完善，统治基础还很薄弱，地方上的新朝统治机构不可避免的拥有过大的权力之外，另一个问题摆在了张海等人的面前：那就是如何处理旧有的吏员阶层。按照张海以前的看法：旧有的吏员阶层通过世代的积累拥有不少地方上的实际信息，熟悉不少地方上的业务，能够以最大限度避免矛盾的方式最大限度的保证基本税收的完成，即便不能完全成为新朝政权的依赖，至少在重新的整训后也是一个助力。可在余干县的事情之后，张海就完全否定了之前对于这些旧官吏阶层的一点儿希望。没有真正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人，又是在地方上有家有室有关系的人，他们在利益上就根本不可能同整个政权的利益或者说中央的利益大部一致的。立场不政权，经验再多又有何用？除了刑侦午作等极少数人，大多数白役帮丁也好还是吏员也好在本质上是旧政权对社会势力的一种妥协，也是一种缓冲区。他们这些人本身也是一种旧政权体系下必然的负担。
因为中央有强出一个层次的新式武力，新朝政权敢于把传统意义上的铠甲和正规军器发到基层的官兵手中，任何地方上的大族或民间力量都无法对县一级的统治力量构成挑战的情况下，传统吏员阶层就是弊多于利了。
余干县的事情除了军管系统内部，当然还涉及了不少地方上的势力。在对待军队系统内部的问题上，张海完全没有多少顾虑。但对于进行类似于“五反”一类的行动，张海并不希望把民间的事情连在一起来从重处理，使得自己对政权内部的清理在社会经济层面上造成太大的影响。
但对整个余干县从军兵开始到军管会长的处罚，则是严厉的。在民间征集来的官兵中，已经初有有妻室子女的人，决定三族以内处于石刑。行刑的人还不是张海以及亲卫连中的人，而是在全县举行庞大的集会。强迫群众中的一些人像公审大会那样以搜集来的砖石对涉案的上千名将要处决的人在公审中处于石刑。为了防止日后的种种弊端，比如在进行石刑的时候做假一类，被石刑处决的人尸体也要“割首级”并在距离县城南门不远的地方造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