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时的龙江船厂已经不复往日的辉煌，直到这几年以来扬州一带的造船业逐步迁移到南京一带，新朝三年夏季的时候又从福建广东一带获得了不少造船工匠后才逐步恢复了百年以前的元气，甚至在规模上更有甚之。新朝定都江东一带，又使得运河沿线的造船需求大幅度减少，近五千名京师造船厂的工匠中的四分之三都可以用于大型海船的建造。
可在这南京一建造大型海船的工时和造价似乎远远超过了预计，这使的张海也大致明白了南京一带造船业的萧条或许不完全是历史导致的结果。
“千吨级的福船大概需要二十万两银子？这是折合京师一带粮价的情况么？建造周期大概多久”四月初三视察船厂的时候张海像周松等人问道。
“不全是京师江东一带的人力雇佣成本，长江及南方一带木料的运费占多半，以最快的速度估计，这样的大船建造就算在我们的管理体系下也要一年时间。平均下来每年大概可以有两艘这样的大船下水。加上我们队伍上原有的六艘封舟大船，明年或后年的时候就可以有八艘大船了。或许刚好可以吃下二百多门重炮，再往后，炮厂造炮的进度显然是我们赶不上的。”
海的印象里，十七八世纪类似规格的欧洲风范战舰不过几万到数万英镑而已。虽然按贸易价格折算下来差不多，但是这个时代因为美洲金银的广泛流入，欧洲各国的人力粮食物价实际上明显高于中国。在文艺复兴晚期到启蒙时代一英镑的实际购买力能相当于一两银子就不错了。千余吨的船如果造价为二十万两银子，那实际人力总工时折算至少几倍于欧洲同类船的造价了。
不过当张海冷静下来仔细思考的时候，又大致回忆了下帐目，觉得问题不是太大。中国不比人地压力小的多的欧洲，优良的木材从湖广两广福建等地运往南京的运输成本虽然要比运到北京造宫殿小不少，但也小不了太多。更别说首批船只的建造在船坞等方面的成本了，平均下来每吨差不多就是近二百两银子上下，几乎同故宫这级别的宫殿每平米的建造成本相仿了。
在京城南江边的船厂上，见到那些高达的硬帆还有宽阔的船身，张海也不由的想起一些事情。
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是张海对核心弟子们的重要要求，对于周松这样的一个方面的负责人，张海也没有放松这种要求，把一些自己曾经也有疑惑的问题提了出来，要看看周松从细节到长远战略方面的思考能力，或者说有没有意识到一些问题，于是问道：“西洋的船型虽然大船没有我们没有获得过，但是通过那些小船的构造举一反三的来看，你觉得那西方的帆船相比福船的优势主要在哪里？”
这个结论并不需要多大质疑，虽然那些荷兰人在中国海盗面前没有占到什么上风，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来华的荷兰船只以几十吨到百多吨的小船为主，而且人数也远远不足造成的。西洋海船在大海上的优势，就连在海路上跑的一些并非靠海的人也都略知一二。而周松当然也了解到更多，意识到更多。
“论风帆，其实软帆对硬帆的优势没有想象的那么大。西洋的帆船需要占用很多的人力才能保持航速和灵活性上的优势，而如果有同样的人力空间，我们可以做为人力螺旋桨的辅助动力，即便是在大海上长途航行的平均速度也不一定更慢。但论船型，从作战的角度来说就要大多了。。”周松继续说道：“我国的海船以往因为用材质量难以保证，往往要用内舱的舱板来使得整个船体更为坚固。这样就削弱了最外层的防护。而西洋的海船木材大多集中在船壳不说，还有很多龙骨予以掩护。在舟山的一艘被我们的火炮袭沉的那些帆船不过是数十吨到百吨左右的小船，但很多九斤弹长炮炮弹在打断了这些船的龙骨之后就没有将炮弹留在船内。如果是同我们福船这样大的千吨级排量的海船，我们的十三斤弹长炮在有效射程内也不能保证打断其龙骨都难说了，师傅要求海船的主力火炮为十八斤弹长炮才是合适的标准。这也是我们的铜炮制作更为精良而已，要是那些同等级别的西洋火炮，未必能在几百米外的远距离威胁到那些船的龙骨。其次：依靠龙骨和外壳集中木料带来的更坚固的船体还使得西洋同等级别的船上可以在侧弦部署更多且更重级别的火器，而且有足够的空间安排足够的火器。我们的千吨级上下的福船因为长度和内部空间的问题，三十门炮都要交错布置并通过专门的木墩及木板条来解决重炮的后座问题。这三十门重炮还有四门要布置在船头及船尾，十二门安排再甲板附近；两侧一共大概只能安排十三门火炮，经过我们足够的改装才有了将大多数火炮集中在其中一侧的能力。而原来的福船内的情况，在布置火炮方面同西洋船只的差距可想而知。”
“那么你觉得仿造西洋的船型，但帆船仍然使用更节省人力的硬帆，并安排更多的踏桨桨手是不是一个更为合理的选择？”张海忽然问道。
周松沉默了片刻才鼓起勇气说道：“那未必值得。”
“说说理由。”张海继续问道。
“按照师傅以前所讲的战略，同强手海战至少在今后一代人的时间内不是我们海上力量的主要目标。而在几千里的范围内运送人力的任务却很繁重。因此就算仿造西方的船型，每艘船也不可能安排太多的火炮和弹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