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我们手中的这些兵器，还有我们的这些人，能行么？难道凭我们这些人就能比关外的铁骑，当年关内的百万大军还厉害？”跟随周遇吉的不少骨干即便在这个当下也有些疑惑。虽然说依靠当年留下的物资，还有溃逃中的考验，外加不少准备跟随起事的公安军的帮助下在大山里接受训练的士兵们从意志到训练再到装备都要比当年的明军主力强上不少，但这根本无助于一些人的信心。这些人当年都是同新军主力部队交手过的，甚知那种天壤之别的差距。
“当年我们的思路根本就错了，不应该在水面或陆地上同那些强敌展开正面决战。今后再遇到敌军那种强悍的部队，我们一不守城，二不守山，躲着走就是了。我们的作战对象是那些忠于张海等人的地方守兵。只要我们有把握击败那些地方守兵，他们是无法靠着几万精兵来控制整个天下的，很肯可能要同我们划江而治。有史以来的划江而治，大多是北方胜，北方少数民族的边患掣肘在很大程度上被解决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周遇吉在当年就没有俘虏过几名新军主力部队的官兵，不过在不少公安军起事倒戈之后，新军部队中一些建军的要决也被不少人了解。因为公安军部队中的骨干就是当年新军主力部队中的人。
忽然，在山中参与训练的周遇吉等人突然得到王青的紧急命令：要求立即起事。周遇吉起初觉得这些事情联想起来似乎有些可疑：会不会是新朝的圈套？但是当在王青的命令下不少聚集在皖西河南乃至山东一带的残部开始风起云涌的展开颇为广泛的起事的消息传来的时候，周遇吉才最终确信这不是什么圈套。
新朝四年原来历史上的天启六年五月入夏，京师的大爆炸发生没有多久，河北一带就发生了水灾，而河南等地发生了蝗灾，陕西等常年灾害地区的小旱就不用提了。原本历史上从天启末年到崇祯年间规模宏大的明末农民战争的大致开启，差不多就是因为这一年无数的灾害。同历史上不一样的是：反抗官府在传统人们的认知中总是大逆不道又危险巨大的行为，不是走投无路很少有人选择聚啸山林。可是当一个政权的地方组织在足够的钱粮准备之下开始自发的发起民间进行反抗的时候，这几乎相当于涉及广泛的地方诸侯反叛，轻而易举的就利用新朝四年夏季的灾害在原来的南直隶，河南，山东，陕西等数省上百个县拉起了规模宏大的武装，几乎在短短瞬间就犹如崇祯末年的态势，叛乱武装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拉起了规模多达百万，青壮武装多达几十万的武装。
吸取了当年的教训，这些武装并不打算聚集在一起同新军主力部队决一死战，而是以县为单位分成百余股势力武装割据，其中少数能够成规模集结起来又有相当机动力的骑兵主力开始在临近的地方攻州破县。
并不是所有的基层公安军都有反叛的打算，但是在张海等人过于严苛的惩罚震慑之下不少地方的队伍都惶惶不可终日，面对大股来敌的时候并没有以往的那种抵抗决心了。当然，多半的公安军步兵营还是相信新朝政权是根本难以撼动的，为了表现突出而升迁或是抵消自己可能的过选择了坚决抵抗。
公安军武装及其技术水平达不到文艺复兴时代的欧洲水平，但因为更善于对火药兵器的有效运用，实际上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相仿。在守战的情况下会有选择的防守某一城头地带，五六百战兵加上千余动员起来的城中民众往往可以凭借一个有所准备的县城抵御几千敌兵的攻击。
不过，对新朝主力部队的了解使得大部分起事的武装都没有报侥幸心理，对于那些暂时拿不下的据点就以差不多的力量牵制之，规模庞大的主力部队沿着运河线路大规模的组织向北进攻。
新朝建立后不少工匠人才乃至经济资源都向南京一带聚集，唯一的例外是北京。为了保证这里被收留的几十万蒙古人与前辽东兵的家属们，在运河沿线遭到破坏以前每天仍然有大量的货船粮船等来往于运河沿线显示着北京城仍然是一座获得相当资源投入，又或许又不少钱粮库存的城市。更别说北京城内还有不少技能不那么熟练的工匠，这对于起事的大军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资源。
王青率领起事的公安军野战旅在抵达距离北京城不远的时候，几千人的队伍已经发展到十多万人。这里面并不全是类似农民军那样的流民，有少一半是沿途各县反叛的公安军部队动员出的精锐。周遇吉所率领的队伍也达到了十多万人，不过这是多万人中也只有万把人还算有些基本训练，装备和物资相比王青等人率领的大军就逊色多了。了解到北京一带并没有新军主力部队驻扎，这也是众人有把握进攻北京的原因之一。
不过二十多万规模的大军云集北京城下后在谁负责城西乃至队伍外围的警戒方面却花费了不少的时间用于协调。王青最终没有选择过于推脱，因为他知道如果当新军主力部队从天津上岸或者沿海岸迅速增援，周遇吉手下那些凑数的乌合之众根本起到可靠警戒作用的能力。因此得不从参加这次北征的近百个营中抽出万把名骨干布置在东至天津卫，南至保定的广大区域内展开警戒巡逻，准备在有所风吹草动的情况下就撤军。
拥有二三十万规模的庞大兵力，又有北方几省广大区域内的物力支持，其实攻城完全可以采取堆土攻城等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