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文纲赵宇等人的事情出了之后，张海回到南院同柳香以及身边的小女孩儿们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不对现有的政治机构做大的调整。
张海的第一反应曾经是拆分各总局还有机构的职能，使其形成像后来现代政权构架那样很多部级机构组成的中央机构。但是思考再三，这个选择还是最终放弃了。
应该说传统旧时的三省六部制能够延续多年其核心不变，当时制度的形成还是有一定深思熟虑的。
如果用清朝这个发展很成熟的少数民族王朝兼君权王朝来类比并非由官僚阶层主导的传统新朝：用于限制皇权的三省在历史的演变中最终被废除，最终由类似军机处、上书房之类驻在宫内完全依附于皇权并受皇权控制的秘书机构真正掌握，六部直接对皇权负责。这个机构运行的前提当然是帝王如清朝帝王那样有做总经历的觉悟，而不是仅仅做个甩手掌柜。想什么时候上朝就什么时候上朝的幕后老人。
因为利用孤儿女童之类可靠性极佳的真正秘书机构，外加完善档案制度的建立，再加上历朝历代不可比拟的神话权威，新朝宫内处理政务的能力远非秦始皇或者清朝这样的王朝可以比拟。吏部的职能直属皇权，刑部的职能直接由内情体系负责，类似现代军队“总参”或旧时的“兵部”也因为规模并不庞大而直接隶书于皇权。真正在外，并且比较重要的机构就只有接近于过去礼部的文教总局、工商总局，半内半外的皇城院墙内由内情与柳香等人共同负责的“户部”及兵工场。
这些在外机构当然也可以完全再进行拆分，可如果这样一来：皇权要直接管理和监督的对象就是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权力核心，不是更容易而是更困难了。在非要害的领域内，还不如将权力集中到少数几个大部有利于管辖和监督。最早的时候，丞相一职的设定估计也是因为那个时候的人们就意识到监管少数人或部门要比监管多数人湖部门容易的多。只不过包括很多要害部门的权力机构如果只靠一两人负责，就会有威胁皇权的问题。，
因此，张海最终没有调整文教总局和工商总局的意愿，而是考虑到日后的推广，把文教总局仅仅该为文教部，工商总局改为工商部。
户部类似职能属于次要害权力，最终由田彦所率领的内情和田宾所率领的外情分控，内情掌握国库与支出；外情掌握以治安军为核心的各省行政统计。
军队属于核心要害权力，由刘洪涛、宋子悦、柳香分掌作战、训练管理、核心兵工及后勤三个方面。
如此，除了强劲的宫内首脑机构，新朝政权实际上分成内情部、外情部、工商部、文教部、兵工部，军部、作战部七个部门。以宫内及内外情报体系贯穿其余五个部门，形成一个稍有等级次序之分的重要中央体系。
张海的核心弟子乃至学塾弟子当中很多在军队中任职，因为如果不如此就无法进行有效的主力部队训练监管。当新朝四年初夏的北京之变带来大量拥有忠诚信仰并愿意接受海外征战考验的人才涌现后，新军主力部队对这些人才的依赖也就大幅度降低起来。
因此张海并不为这七个部门的人事问题发愁。
做为文教部新任部长的刘栋，工商部新任部长的马辉也快从第六旅及近卫旅乃至火炬学校等单位挑选了出来。
这两名核心弟子的成绩并不突出，但在内情秘报中却是劣迹最少的。虽然不少人都是如此，但他们两人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只是过去因为思路不够活跃，因此在军事上没有大用而已。
可相比较而言，在张海的印象里，这些核心弟子中的“平庸者”在可靠度方面却完全不逊色于田彦田宾乃至宋子悦等人。
因为有一定能力的人往往也是比较有野心的人，能力与可靠性往往是很难十全十美的。这一规律即便在本身就经过挑选和长期训练的张海及其众弟子中也不例外。战争与戡乱的时候，有能力的人确实比较重要，而在和平年代：是否听话，是否能够不打折扣的履行上级交给的人物也确实是选人用人等方面最为重要的一个领域。张海过去对“官僚体系帕金森综合症”等倒也觉得说的有理。
可当自己真正做为和平年代而非战争时期的领袖后才发现：“不愿意提拔过于有能力的人”，“反感棱角过于鲜明的人”“更喜欢溜须拍马或完全服从上级的庸人”并不完全是因为恶的动机，也不完全是因为“担心手下超过自己”，而是在和平年代的行政机构运行中，“可靠”与“听话”确实是部下很重要的一个能力。如果心不在一起，像个西方式的竞选党派或者江湖群英会一样，在拥有巨大权力的情况下腐败或者浪费只会比平庸的“帕金森官僚组织”更为严重。
“情报和军事口的几个部门，很多事情都是身为一国之君的我不可能不过问，也不可能不管的。相比之下文教部、工商部实际上真正肩负的责任要在那些军情等部门之上，不下于裂土封王了。部中的不少事情虽然我会通过明暗奏报检查，但人事权的很大部分还是要靠你们自己来负责。你们仔细的考虑考虑，这样的职责，你们能不能肩负？我身边的人已经连续有两波在这个岗位上倒下来，我不希望这样的悲剧再次重演。”张海对刘栋马辉郑重的说道。
两人并不怀疑自己对新朝对师傅的忠诚：“我们不会辜负师傅的期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