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雷霆一般的手段之下，苏州粮仓那件事很快就大致水落石出了。对于这时代的现实来说，通常断定一件案子并不需要像古代影视局或某些侠义小说中一样铁证如山才行。何况就算是“铁证如山“的案子，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没有冤案。
正所谓这时代的刑狱行当里常开玩笑似的套用《出师表》里的那句话：正所谓“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
对于要不要“依法治国”，张海也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或许对于民主社会来说，法制是必要的配套，但是对于新朝这种极权主义政权来说：一切规则和法制只会让某些有需求精于这方面的人能够更加善于利用法制规则来搞对抗。
因此，近现代实践得出不可明言的实际结论是：法律在某些情况下不可不依，也不可全依。虽然会被某些人指责“自己制定的游戏规则自己还都要破坏”，但事实就是发明某一旗类或游戏的人并不一定是这方面最擅长的。从最有利于社会和统治的角度出发，必然要在人治与法治之间寻求一个平衡。
在苏州粮仓的案子中，只有三个人得到了减刑和宽大处理，当然也没有怎样的褒扬，但这件事却通过报纸宣传在内部讲明了：在集体性的腐败中那些不被信任而被剥夺临时上奏权的人，即便没有主动的自首情节也是可以得到减刑的。而冒风险把事情说明的人，法律中规定的奖励只是最底限，依据实际中遇到的阻挠和危险，还会进一步加强，甚至是获得更大的名誉宣传。
对于轮值的新军主力部队中那些有上奏权的人中任何性质的知情不报的，不但整个旅从上到下的人员要做全面性调整与清洗，这些犯事的人更是会遭到石刑公诀与三族百年内为贱民的严厉处罚以警效尤。
这样的结果在整个东南一带公布之后还引发了不少连锁反应，不少地方上仓库的管理人员都发生了逃亡事件，甚至不少官员也是如此。
从这个时代直到民国时期抗战前，中国也都没有普及过带相片的身份证或良民证。逃亡到民间的生存率在传统社会一般来说是很高的。可是这些东南一带掌管地方的人还是小瞧了这几年的时间内在新朝心腹地带逐步完善起来的情报网与举报网络。
依靠飞鸽传输速度一般的悬赏通缉，早就准备好只需填写姓名和特征的通缉令在一昼夜之内就传遍了南直隶浙江乃至安徽等地的几百个县数万个村坊。在这些地方逃跑的人有三分之二很快就因为举报乃至第一批组织起来的新军主力部队退伍兵抓获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二王的那种本事。
在这三省临近的一些地方，因为这种严厉的风声而逃亡的人也有三分之一在短时间就被捉拿归案。
最终南直隶及周边因为这种严厉的风声而逃亡的两千多人中有七百五十余人被捉拿归案。
张海的抉择也很简单：畏罪潜逃而且没有主动自首情节，这种人如果在初步的审讯中被查实原本的罪名就够的上死刑或长期徒刑，几乎要同新军主力部队中的轮值成员凡事遭到同样性质的严厉惩罚。
为了近一步强化威慑力，张海还从近卫部队及亲卫连中抽出人手组成“巡回处决队”除了在南京等地以外，也将这些犯人押送到其他地方的集镇上去进行群众参与的石刑处决。以视新朝同这类现象和其所代表的价值观的彻底决裂。
从新朝五年旧历十一月开始，这一系列风暴引发的高潮和顶点正是新朝六年春节时期，很多原本打算利用这个新朝刚刚稳定下来的春节同新朝各级官吏打交道，或者相互之间迎来送往的人在这股“寒流”的震慑之下也不得不作罢。甚至工商部的马辉那里不得不在奏报中委婉的抱怨道从南京城到整个南直隶的繁华地区，国营单位的商税税收都受到了微弱的影响。
就在新年来临前的这场仅此于全国大规模战事刚刚结束时肃腐高潮的“小肃腐潮”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张海也在春节前后忙碌了起来，张海身边的小女孩们也是如此。每当一年的时间结束的时候，同样也是各种总结与奏报的一个高潮。除了还没有彻底结束的朝鲜与日本的治安战外，还包括财政等诸多领域的报告。
负责工商部的马辉在张海的诸弟子当中算不上像刘洪涛甚至陈勇那样有突出才能的人。可在他负责的这一年左右的时间里，从非军事领域的官营工商业到到一般的行税过税海贸相比新朝四年也就是上一年度都有不小的提高。
“新朝五年全国的田赋相比新朝四年提高了三百万两、达到两千七百万两，工商税收比几乎提高了接近一倍左右，从五百万两提高到九百万两，盐税也从三百万两提高到四百万两；海税从二百万两增加到三百万两，东南官田从折合八百四十万两的收入增加到一千三百四十万两。课税从百万两提高到一百六十万两，财政收入累计增加一千四百六十万两，达到五千八百万两”在西院的前堂客厅里，张海默默的听着小女孩杨思念到。这些年报上的内容张海早就看过，也从其他渠道证实过了。不过张海还是觉得有必要在过年的空闲时间里负责重要部门的弟子在成家后的第一个春节里前来拜会的时候同这些身负要职的个别人聊一聊正事。
“你们不会是擅自修改了税率了吧？虽然说因为朝鲜和日本的事情我们获得了不少白银，但是这些白银加上从美洲那里流入的都还没有流入市场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