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思经过这七年来的阅历，其实并不看好钱庄借贷那一套。尤其是要从成长投资的需求出发不得不把利率定的很低的情况下。
世上最难的事情之一就是看人，要看清一个商户那就更难了。贷款不合适不合理，或许就会有让某些人丧失进步动力，或者导致亏损的可能。给大企业贷款容易成为大企业堕化剂，给那些起步的中小企业贷款则有被骗贷的巨大风险。
新朝没有官僚主义机构“执行难”的问题，但是对社会的信息的掌控程度其实还没有达到现代社会的水平。
身为张海身边的人，她听说过日后的西方银行与金融寡头业成为社会经济的主导者，可即便是有了完备的调查机构和成熟的人才培养机制，金融借贷的经营仍然是有巨大不确定性的。
“国家背书的钱庄银号，不会有什么负面问题吧？”杨思直言不讳的向张海问道。张海也想到了这些。
如果有投机取巧的可能性，就不愿意付出艰苦的努力，更缺乏认真做事的态度。这对于缺乏宗教信仰的东方社会来说拥有巨大的惯性，不是那么容易克服的。
“我想信誉好并且有一定魄力的商户在整个东南之地应该并不难湛梢运凳歉鎏乩，我们今后可以把原则线放在一成或一成五左右的比例，这样可以有更好的压力。还款的时候可以根据经营状况适当减免，我想这样一来单纯为了获取利益而贷款的人就应该少了。”张海对此问题也是多少有过一些思考。不过想到这里的时候他才逐渐了解到了现代某些银行的金融问题在于哪里。对于单纯通过金融手段彻底的改善整个工商业面貌的信心也不像之前那样足了。
“如今新朝的首要问题还是近后三年到八年之间左右的财政赤字啊。”张海不由的叹道。
至新朝六年，教育负担已经成为财政的最大支出项。在全国的范围内仅仅刚刚普及了三年义务教育，实际的开销就达到七千万两上下，超过去年全国的财政。赤字规模达到四千万两左右，就算按照过去的发展态势新朝六年及七年的财政有所发展和增长，也赶不上“按届普及”在最初十年按正比甚至高于正比速度快速增加的巨大压力。
在一般近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教育的普及通常是七到九年左右提高一个人均受教育年限，五年到六年左右基础教育年限才增加一年。而新朝不仅仅从文化教育普及出发，就像明治时期的日本那样：就算教师不够，军训和政教来补，力求在最短时间内提高整个国民的受纪律锻炼和国民培养水准。
按照马辉等人根据一些实际情况的最低估算：每年两千万两的教育成本只是低年级的教育费用成本。
而到了中高年级，特别是十四五岁及之后的两年军训，七年义务教育加两年正规军训的平均教育成本达到平均每年两千五百到三千万两的规模，最终这方面的投入将达到两亿五千万到三亿两的规模。仅仅教育这一项，就能把新朝整个社会恢复到顶点之后的财政潜力全部吃空，就算按购买力计算的人均财政能力达到1952年的新中国也无济于事。
在17世纪的条件下要维持二十世纪的教育水平，教育开支占国民经济比例即便再怎样节约也会提升一个数量级，除非短时间内在技术上获得突破，否则不即便是可以通过对外扩张掠夺利益的新朝也不得不全力以赴对待的。
“同这些人可以讲信用，但如果一切都按道理和规矩办，我估计不论是筹集国债还是发放贷款，筹集资金的规模恐怕都难以应付这上亿级别的财政缺口。”马辉这时也说道。
张海沉默了许久，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看来，要应付几年后的财政危机，我们也不得不‘打白条’了，借出贷入都不得不依赖这方面。”
“打白条“的意思马辉是明白的，借出贷入都不得不依赖这方面的意思也不言而喻了。即新朝不仅仅是在发放国债的时候是仅仅依靠借条就借入真金白银。放贷的时候也发行有限用途的“银元券”，针对一些大户可以在摊牌国债的时候连同放贷的“银元券”也借走一部分，这样或许可以最大限度的在未来的短短几年内再从民间获得足够的资金。
“仅仅局限于东南一地还是全国范围内？”马辉忽然问道。东南的财富及产业虽然不少，不过要扩大范围显然能够获得超过原来一倍的资金来源。
“这件事情不能放到地方上去做。我觉得我们在南直隶与浙北以外的行政体系还没有这种能力。这件事情最好你亲自跑了，思儿你可以跟着一起去见见世面，车船马匹我们可以进行充分的准备。东南之地以外，四川广东也是财富云集之地。而且当年一统天下的时候在那些地方我们当时吃大户吃的还算少的。潜力应该也不算差。“张海想了想又补充道：“说话最好带着诚恳，但是潜在威势要摆足。我从近卫部队中抽出一些人，摆出最时可以查抄的态势。我相信你们应该不会把这些事情办的不好吧？距离过年其实也不算太远了，这件事情可以马上着手。拖到过节的时候其实就有些不太好了。”
“既然圣主这样说了，那我就先在南直隶浙北范围内试试看吧！按照旧时的框子来说，我算是正一品大元了，主动去跑民户家中必要的面子还是会有的。”马辉淡然的说道。其实在马辉的心里，他还真不愿意扮演这样一个如同横征暴敛的贪官污吏一般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