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世为人，在今生又带领队伍打天下做江山经历过不少的事情，这使得张海对于自由经济的偏见不像以前那样大了。因为在领导队伍的过程中，或者说从敌人的脆弱当中张海深刻的明白了建立有效的组织力是有多么的困难。也就是自己这拥有得天独后的先知才能建立起世无前例的军队与政权。
就是新朝这样的政权，因为任务过重，也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都做到像核心队伍一样的纪律与质量。
可是新朝六年的几次出行，加上越来越明显的交通教育等方面的负担，却又让张海认识道：自由经济理论在特殊的地理与历史条件下或许有其道理，可是那却未必适合于当下的新朝。“一方面鼓励创业，一方面税赋沉重“很可能的结果是两头都顾不好。
“从文教部那里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事情之后，我觉得至少在我们新朝统治力管理能力最强的南直隶浙北三四千万人口的统治区内的城镇经济领域加强国有经济比例。首先以南京、镇江、扬州、松江四地为突破点。这四个地方民间经济不像苏湖杭那样繁多且空间狭小。在人文政治乃至经济等诸多方面空间还很大。除了继续扩大造船业与文具行业外，扩大农具及铁器的生产规模，新朝也可以涉足蚕丝、酒类等民用行业。除了我们自己的扩充，也可以通过拉拢经济状况不佳的独立手工业者或城镇半脱产的劳动者为主。这样一来，我估计在新朝七年，国有经济规模就可以从二十万人左右的从业规模发展到发展到五十万人左右。在劳动效率上或许不可避免的会降低，但即便如此：按照人均东南一带四十两左右的利税，那也可以使得国有经济单位带来的财政比如今再增加一倍左右。而如果明年或者后年工商业经济规模的发展空间不大，而且劳动生产率方面有了普遍的改善，我们可以把工商税收从过去的一成提高到两成左右。我估计这些算下来，到了明年工商业领域的税收就应当会有一个本质的提高。
“除了正经的工商业税收，还有盐海官课这些吧？”张海虽然有个底，但还是这样问道。毕竟信息渠道不一样，直接自己说出了并不太好。
队伍内一般的说法是新朝有六税：即工商正税、田赋算是大项的正赋；此外还有官田、盐税、银课，海贸四项收益。四项副税除了对过去的旧帐查漏补缺外，张海也意识到这些项目成长性其实并不大。
“盐课增加幅度很少，大概从去年的四百万两增加到四百五十万两，很大程度上还是私盐减少消费增加的缘故。因为日朝等地的贸易已经不计入外贸，相比去年几乎没有多少增加，仍然维持在三百万两左右的规模。官田收入的增长幅度也不像去年那样大了，但还是从一千三百四十万两增加到一千五百万两左右的规模。银课估计会最终维持在二百万两规模的上下。毕竟随着新朝商业流通规模的扩大，民间的白银存量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欠缺的。这样算下来：新朝六年田赋三千万两，工商税收三千二百万两，四副税共两千四百五十万两左右，合计财政收入八千六百五十万两。这是在随着流通规模的扩大，银钱不再像过去那样上涨下的结果。虽然两宋时有些年份的财政按贯计算要超过这个数字。前明前期盛世时则物价低不少。不过我想如果按照合理的食货价计，新朝的财政已经恢复到了历史上盛世颠峰时期。如果再加上朝鲜日本等地包括银钱与文具在内折算四千一百多万两左右的收入，总收入达到一亿两千八百万两，就是单从纸面数字上说也不比两宋高峰时期的岁入少了。”最后还是由刘栋负责把财政方面的大致情况讲了讲。
包括张海及其身边的不少人都知道，所谓的“恢复到了历史上盛世时期的财政水平”可并非什么恭维的话。因为这就意味着在财政经济领域要想像过去这几年一样日新月异难度就很大了，而且所谓的“盛世”往往是同危机并存的。
刘栋又谈了谈支出方面的情况：“今年义务普及教育进入第三个年头，实际的花费也比原来预料的要多。不是六千万两，而是七千二百万两。在早期的蒙学时期，我们有不少队伍里的官兵都是识字算数的，能够直接教授孩子们最基本的功课。可是进入到了小学中年级的程度，就需要配备更多的教师了。因为我们的教师大多不是专门的先生而是新军主力部队里的退伍人员，很多东西虽然部队里学过，但已经出现了并不牢固的现象，备课的压力很大啊。此外，各公安军县营的开销也有所增加。我们新朝没有什么编外人员临时工这一传统。县营要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越来越多的行政工作，好在财赋虽然多来自东南，但全国大部分地方的物价并不高，将近九十万人左右的公安军及在编的行政人员开销在三千万两左右的规模，不足的部分往往就是动员县学里的人帮忙了。教育与行政，这是我们支出中最大的两项。此外新朝六年的山陕旱情和川蜀地震等灾情的救灾及移民迁徙大概花费了两千万两左右的白银，毕竟我们的旧灾与扶贫可不是象征性的面子工程，南京城的福利支出也大概维持在千万两左右的规模。新军主力部队扩大到陆军二十个旅群又若干独立部队海军两万二百余艘主力战船，四百余艘运输及爆破船三千门中重火炮左右的规模。费用开支大概一千二百万两左右。总计财政方面的支出达到一亿四千五百万两，这样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