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的春，罗纳德·埃德尔阁下在非常不寻常且令人难以理解的情形下被人谋杀了。这起谋杀案引起了全伦敦的关注，上流社会更是为此而沮丧不已。公众通过警察的侦查了解了一些情况，但鉴于迫害过程极其残忍，案件细节并未全部公开。直到现在，十年过去了，我才得到允许公开某些环节，还原事件的全貌。
谋杀案本身就已经很是扣人心弦了，但是对我而言，它还远没有之后发生的事情更加扣人心弦。出人意料、令人震惊的案件我经历了不少，但跟这次相比，那些经历都不值一提了。甚至到了许多年之后的今天，一想起来这起案件，我依然还是会兴奋、诧异、疑惑。当时有很多人关注这一案件，并了解了某些片段，可是因为某些原因造成不能让公众知晓。我要对这些公众说，不要怪我没有公开某些信息，因为如果不是受到了旨在避免负面影响的限制，我会在第一时间与你们分享我所掌握的情况。直到上个月三日限制才被解除。
大家可以想象到，由于我和福尔摩斯交情甚笃，我自然也会对刑事案件发生浓厚的兴趣。在他失踪后，凡是公开发表的各种疑案，我都要仔细阅读。为了满足我个人的兴趣，我不止一次试着用他的推理方法对这些疑案作过推测，最后是否成功就很难说了。但是，任何疑案都不及罗纳德·埃德尔惨案更让我着迷。我读了审讯时公布的证据，以及据此作出的判决，判决未查明犯罪人的身份，以致到底是一个人还是某些人要杀害罗纳德·埃德尔都是个谜。在这种时候，我便更加意识到，福尔摩斯的去世是社会的一大损失。我能肯定，假如他还活着，这桩奇案中有几点一定会特别吸引他。福尔摩斯是欧洲数一数二的刑事侦探，以他训练有素的观察力和敏锐的头脑，一定能弥补警方的不足之处，也许还可能侦查出更多其他结果。我整日乘车出诊，可是脑子里却一直思索着这桩案子，却苦于找不到一个自己认为恰当的解释。
下面，我要冒着讲述陈旧故事的风险，把审讯结果公布的案情扼要地重述一遍。
罗纳德·埃德尔是梅努斯伯爵的次子，伯爵当时是澳洲某一殖民地的总督。
埃德尔的母亲因白内障由澳洲回来开刀，她和儿子埃德尔、女儿修达一起住在公园路四二七号。这个年轻人加入了上流的社交圈——截至目前为止，据悉他没有仇人也没有特别的恶习。他曾经与卡斯戴尔的伊迪丝·吴德利小姐订过婚，但数月以前，经双方同意将婚约解除，之后也没有留下什么不好的影响。再后来他生活的圈子就限于狭窄而保守的范围之内，因为他的习性颇沉静而天性也不冲动。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随和的年轻贵族，于1894年3月30日晚上十点至十一点二十分之间，招致了十分奇特且始料未及的死亡。
埃德尔喜欢打纸牌，而且连续不断地打，但从不让赌注有损于他的身份。他是鲍德温、卡文迪什和巴盖特尔纸牌俱乐部的成员。据说，就在他遇害当天的晚饭后，他还在巴盖特尔纸牌俱乐部玩了一局桥牌。他当天下午也是在那里玩。跟他一起打牌的默雷先生、哈代爵士和莫兰上校都证实，他们玩的惠斯特桥牌，大家的牌底都差不多。埃德尔可能输了五英镑，但不会更多。他有一笔相当大的财产，输掉这点区区小钱，对他来说不值一提。他几乎每天不是在这个俱乐部玩牌就是在那个俱乐部玩牌，他也是一个细心的牌友，常常赢了就收手。还有人作证说，几个星期以前，他还同莫兰上校搭伴，一轮下来就赢了米尔纳和巴尔莫洛勋爵四百二十英镑。这些就是调查报告中提到的他的近况。
案发的那天晚上，他从俱乐部回来时正好是十点钟。他的母亲和妹妹拜访亲朋好友去了。女仆作证说，她听见他进了三楼的前厅。这里通常用做起居室。她事先已生好火，由于冒烟，她把窗子打开。直到十一点二十分梅努斯夫人和女儿回来前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听到什么响动。夫人想到儿子房间去告个晚安，可发现门反锁着。母女俩又是喊，又是叫，又是敲门，都不见答应，便叫人把门撞开，结果发现不幸的年轻人倒在桌子附近。他的头部被手枪开花弹击中裂开了，场面非常恐怖。房间内没有发现什么枪支。桌上有两张十英镑的纸钞和总共十七英镑十先令的金、银硬币。这些纸币堆成几小堆，数目不一。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几个数字，旁边是俱乐部里牌友的姓名。由此可以推断出他死前正在计算打牌的输赢。
越是对现场仔细检查，情况似乎越发复杂。首先，受害者没理由自己反锁门。有可能是凶手反锁了门，然后跳窗逃走的。可是地面离窗台至少有六米，并且长满了盛开的报春花。无论是地面还是花丛，都没有被踩踏过的迹象，就连房子与道路中间狭窄的草坪上也没有什么痕迹。这样看来，显然是他自己锁了门。
可他是怎么死的呢？没人能爬到窗前却不留下任何痕迹。假如有人从窗子外往里射击，那他必须是个神枪手，否则根本无法用左轮手枪对死者的头部造成致命伤害。另外，公园路是比较繁忙的主干道，离死者住宅不出一百米的地方就有一个出租车停靠站。在事发当晚没人听到过枪声。可这里就是死了一个人，左轮手枪子弹都在这里。像软头开花弹那样，进口小、出口大，让中弹者当场死亡。这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