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到1901年期间，福尔摩斯先生非常繁忙。完全可以这样说，在这八年时间里，没有一件官方经办的疑难案件没有请教过福尔摩斯先生，还有数以百计的私家案件，在这些案件中不乏错综复杂并具有特色的。在侦破这些案件的过程中福尔摩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这漫长八年间，福尔摩斯连续不断地工作，既取得许多惊人的成就，也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失败。这些案件我都完整地记录在案，其中有许多案件我也亲自参与了。要我从这些案件中挑选出一些有趣、惊险的来公之于众，真不是件容易的事，因为每一起案件都是那样的精彩。不过，我仍然按照我从前的做法，首先选择那些不是以犯罪的凶残着称，而是以结案的巧妙和戏剧性而引人入胜的案件。因此，我就选择了有关维奥莱特·史密斯小姐，查林顿的孤身骑车人。我们调查到的奇异结局以出人意料的悲剧而告终的故事奉献给诸君。
我的朋友虽以其种种办案手段而遐迩闻名，但并没有因这个案件的告破而为他增添异彩。可是，在有关犯罪的众多记录中，这起案件有几点非常突出不同于那些的长篇犯罪记录，而我的一些小故事就是取材于这些长篇写成的。
查看了我1895年的笔记本后，我发现案件是发生在4月23日，星期六。我们第一次见到了维奥莱特·史密斯小姐。
我还记得，她的到来十分不受福尔摩斯的欢迎，因为他当时正把全部精力放在知名的烟草业百万富翁约翰·文生·哈登所遭受的深奥而复杂的疑案之中。我的朋友极重视思考的精密与专注，十分讨厌那些使他对手边事情分散注意力的任何事情。但是因为他生性并不严酷，所以他不可能拒绝听一位当天傍晚来到贝克街的年轻、漂亮、高贵、端庄的女士的叙述及寻求帮助。虽然他一再说明他的时间已经完全被占满了，但是没有用，因为这位年轻女士已经下定决心要叙述她的故事，所以没有任何力量能让她在说完故事之前离开这个地方。在不得不同意的情形下，福尔摩斯带着疲惫的微笑，邀请这位美丽的侵入者坐下来告诉我们她遇到的麻烦。
福尔摩斯用敏锐的目光打量了她一下说：“你要叙述的不应该是你的健康的问题吧？一个骑车爱好者应该是精力充沛的。”
她惊奇地看了看自己的脚，我发现她由于用脚蹬车，鞋的边缘已经磨擦的有点起毛了，“是的，我经常骑车，先生，这和我今天来访还有一定的关系呢。”
我的朋友拿起这位女子不戴手套的手，像一个科学家看标本那样，目不转睛、不动声色地审视起来，“我想你会原谅我的，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当他把手放下时说，“我差一点把你错当成打字员了。当然，显而易见你不是，你是一个音乐家。”
“但是，华生你知道吗？打字员与音乐家都有勺形的指端。勺形的指端是这两种职业共同拥有的特征。可是你注意到了吗？她的脸上有神采奕奕的神情，所以可以断定她不是打字员，她是一个音乐家。”
那女子轻盈地把脸转向了亮处，“打字员不具备这种体态，这是音乐家才拥有的气质。”
“没错，福尔摩斯先生，我是学音乐的，我是一个音乐老师。”
“从你的脸色来看，我想你是在乡下教音乐吧？”
“是的，先生，靠近法纳姆，在萨里郡边界地带。”
“是个好地方啊，让人联想到许多有趣的事情。华生，你一定还记得，我们就是在那附近抓获了伪造货币的罪犯阿尔奇·斯坦福德。那么，维奥莱特小姐·史密斯小姐，你在萨里郡边界靠近法纳姆的地方遇到什么事了呢？”
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子态度非常镇定自若，语言极其清楚明白，讲述出下面这段奇特的经历：
“福尔摩斯先生，我父亲已经去世了。他叫詹姆斯·史密斯，是古老的帝国剧院乐队指挥。我和母亲在世上已经是举目无亲。唯一的就是我还有一个叔父，名叫拉尔夫·史密斯，二十五年前就去了非洲，从那以后就没有他的任何音讯。
父亲死后，我们母女俩就过着非常贫困的日子。突然一天，有人告诉我们说，《泰晤士报》登了一则广告，询问我们的下落。你可以想象当时我们听到这样一个消息是多么激动，因为我们以为有人给我们留了一笔遗产。我们立即按照报上登的姓名去找那位律师。去了那里后，我们见到了两位先生，分别名叫卡拉瑟斯和伍德利，他们是从南非回来省亲的。他们自己说我叔父是他们的朋友，并且在几个月前我那毫无音讯的叔父在极度贫困中已经死于约翰内斯堡。但是在临终前我叔父请他们寻找自己的亲属，并且请他们设法帮助不让他的亲属穷困潦倒。我们听了这话觉得奇怪，我叔父拉尔夫在世的时候并不关心我们，没想到在他临死时却考虑得如此周到，要关照我们。卡拉瑟斯先生解释说，我叔父刚刚才得知他哥哥的死讯，便认为有责任关心我们的命运。”
“对不起，打断一下，”福尔摩斯说，“你们这次会谈是在什么时候？”
“去年十二月——四个月前。”
“请继续。”
“在我看来，伍德利先生是最令人反感的人。他不停地对我挤眉弄眼，一个粗野的肥脸青年，留着红胡子，头发在前额用糨糊固定成一个八字。我觉得他令人厌恶至极。我敢肯定，希瑞不愿意我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