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样。”上校说。
“我预见到了这种情况，”我解释说，“我带了一位朋友来，他的为人是绝对可以信任的。我曾经有一次为他服务过，因此他愿意以一个朋友而不是专家的身份给出一点儿意见。他的名字叫詹姆士?桑德斯爵士。”肯特先生听我提到这个名字，脸上的惊喜超过了新兵去见首相的程度。“我感到万分荣幸。”他喃喃道。
“那我就去请詹姆士爵士进来，他现在正等在外面的马车里。同时，埃姆斯沃斯上校，也许咱们可以在你的书房碰头，利用这段时间，我可以做一些必要的解释。”在这种时候，我不由得怀念我的华生了。
他可以提出巧妙的问题，发出惊讶的感叹，来提升我简单的侦探艺术，把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写成惊人之举，现在让我自己来叙述，就没有这种效果了。不过，我会把我当时在爱斯沃括戈弗雷母亲在内的几个人所解释的过程，叙述给读者。“我的推理，”
我说道，“始于这样一种原理：当你排除一切不可能的解释之后，那么剩下来的解释，无论是否合理，都必定是事实。如果是这样，剩下的解释就需要一遍又一遍地去求证，直到剩下其中一种令人信服的、有理有据的解释。现在我们就用这个原理来分析这个案子。我首先想到的是，戈弗雷被隔离或监禁在他父亲庄园外面的小屋里，有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他因为犯罪而在躲避；第二种，他精神失常，而父母不愿他住进精神病医院；第三种，他患了某种疾病而需要隔离。
我想不出其他的解释。那么，就需要对这三种解释进行对比、分析和鉴别。“犯罪这一解释不必去查证，我很了解，本地区并没有待破的犯罪案件。如果是尚未被发现的犯罪，那么，从家族利益出发，也应该把他弄走或者是送到国外去，而不是把他藏在家里。因此，这种解释是说不通的。
“我觉得精神失常似乎比较合理。小屋中另外的一个人就是看守者，他走出屋子后将门锁住，证明了他被强行禁闭的解释。另一方面，禁闭不是十分严密，否则戈弗雷不可能跑出来看他的朋友。记得吗？
多德先生，在这点上我一直在求证，譬如，我问你肯特先生看的是什么报？如果是《柳叶刀》或《英国医学杂志》，就可以帮助我确定这种情况的性质。可是，只要有合格的医务人员看守，又向适当的机构报告过，把疯人关在家里并不犯法，但为什么要这么严守秘密呢？因此，精神失常的解释也说不通。
“剩下的最后一种可能性，仿佛太离奇，非常靠不住，却完全符合各种情况。因为在南非麻风病并不罕见。戈弗雷很可能意外受到感染。这样一来，他的家人感到很为难，他们不愿把他交给麻风病院隔离。所以他们必须严守秘密，一点风声都不能走漏，以免当局干涉。
如果报酬优厚的话，不难找到一位忠实的医生照顾这个病人。也没有必要限制病人晚上出来走动。麻风病的一个显着病症就是皮肤白化。
这个假设的论据十分充足，最后我便作出这样的决定，像已经得到证实一样采取行动。我到这里时，又发现给小屋送饭的拉尔夫戴着浸了消毒水的手套，这样就连我最后一点疑虑也消除了。先生，我只写了两个字，就让你知道秘密已经揭穿，我写下这两个字，而不是说出来，就是为了向你证明，我的人品是你可以信赖的。”
我对这事的分析刚结束时，门开了，那位着名的皮肤病学专家桑德斯爵士被领进来了。他那狮身人面像般严肃的面孔今天破例地松弛了下来，眼里流露出温暖的人情味儿。他大步朝上校走去，并握住他的手。
“我常常给人带来坏消息而很少给人带来好消息，”他说，“可是今天我带来的却是好消息――戈弗雷患的不是麻风病。”
“什么？”
“这是一种类麻风的鱼鳞病，十分顽固的皮肤病，它会影响仪容，但有可能治愈，同时绝对不会传染。是的，福尔摩斯先生，这的确是件万分巧合的事。但是，是巧合吗？难道不是未知因素在作怪吗？可能是这位年轻人在接触到麻风病人后，心生恐惧，刺激他身体产生了某种分泌物？不管怎样，我敢以我自己的职业信誉担保――啊，夫人晕倒了！她是因为惊喜过度而晕倒的。我看最好由肯特先生好好照顾她，帮她从惊喜导致的休克中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