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点半，福尔摩斯回来了。 他神采奕奕，兴致勃勃，办案前那番沮丧、失望的神情一扫而光。他端起我为他倒好的一杯茶，说道：“这件案子没有什么秘密。所有的事实证明，只有一种解释。”
“什么！你已经把事情弄清楚了？”
“还不能这么说，不过我发现一个事实，很有启示，能引导我解决问题。但细节部分还有待补充。我刚去查阅了《泰晤士报》的旧报纸，发现一则讣告，前驻孟买陆军队第34步兵团的肖尔托少校，住在上诺伍德的那位，在1882年4月28日死了。”“我还是不太明白，福尔摩斯，我看不出这则讣告对案件有什么启示。”“你不明白？太让我吃惊了。好吧，我们来看看这件事情吧。莫斯坦上尉失踪了。他回到伦敦后，唯一可能去拜访的只有肖尔托少校一人，但是肖尔托少校竟说不知道他曾来过伦敦。四年以后，肖尔托死了。一周后，莫斯坦上尉的女儿就收到一件贵重礼物，以后每年收到一次。如今她又收到一封信，竟说她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除了没有见到她的父亲，她还受到过什么不公正的对待呢？此外，为什么在肖尔托死后的几天里，才有人开始寄礼物给她呢？难道肖尔托的继承人知道其中的隐情，想要借这些礼物弥补前人的过错？对这些事实，你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吗？”“这样的弥补，太不可思议。况且，在这六年里，他为什么直到现在才写信呢？再有，他说要还她一个公道，他会怎么还她公道呢？
她能得到什么样的公道呢？这太离奇了。再说了，你也不知道她受了什么不公平的对待。”“这确有些困难，的确令人费解。”福尔摩斯凝神道，“但今晚我们一去，真相就大白了。瞧，来了辆马车，莫斯坦小姐到了。准备好了吗？时候不早了，走吧。”我拿起我的帽子以及最重的手杖，准备下去。可我看见福尔摩斯由抽屉中拿出他的左轮手枪，塞入他的口袋。很显然，在他看来，这次行动有些危险，情况严重。莫斯坦小姐穿着一件宽松的黑外衣，虽然她表面上非常镇定，但是脸色苍白。如果她对我们即将前去面对的奇怪事情没有感到不安的话，那么她一定是个非凡的女子。但是，尽管她不安，她的自制力却十分到家，她很配合地回答了福尔摩斯对她提出的一些问题。
“肖尔托少校是我父亲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她说，“他常常在信中提到肖尔托少校。少校与爸爸一起在安达曼群岛的军队服役，他们交往很密切。对了，我在爸爸的书桌里找到了一张很奇怪的纸，似乎没有人看得懂，我不认为从这里有找到什么线索。但是，我想您会看看，所以我带来了。就是这个。”福尔摩斯小心翼翼地打开这张纸，放在在膝上，然后用双倍放大镜彻头彻尾、有条不紊地审视了一番。
他说：“这张纸是印度土产的，曾被钉在木板上。纸上所画的图看来是一所大建筑物的平面图的一部分。有许多大厅，走廊和通道。
纸的一角用红墨水画了个小十字，上写‘从右数3.37’，是用铅笔写的，颜色已经退去了。纸角左首有一个奇怪的图形，像是四个相连的十字排成一行，旁边以粗劣的笔迹写着四个签名：乔纳森·斯莫尔、马奥纳特·辛格、阿布杜拉·汗、多斯特·阿克巴尔。我实在看不出此图与我们的案子有什么关联，不过我确定，这是一份重要文件。因为它被小心地被保存在记事本里，正反两面都很干净。”
“这是我在我爸爸的皮夹里找到的。”莫斯坦小姐说道。
“请好好保管，莫斯坦小姐，或许它会对我们有所帮助。现在，我开始觉得这个案子比我最初想象的要更深奥、更微妙。我需要重新考虑我的想法。”他靠在马车座上，从他紧锁的眉头和深邃的目光中，我能能看出他在深思。莫斯坦小姐和我低声探讨着我们目前的行动和可能的结果，但福尔摩斯始终沉默着，一直到我们到达目的地。
如今是九月份，傍晚还不到7时，天色早已灰暗下来，浓雾笼罩着整个城市。泥土色的乌云阴郁的挂在泥泞的街道上空。河岸两旁的盏盏路灯犹如朦胧的睡眼，斑斑点点，将暗弱的微光洒在泥泞的人行道上。黯淡的黄光透过商店的橱窗，穿过空中迷茫的雾气，照在拥挤的大街上。望着这络绎不绝的张张面孔在微光中掠过，我看到了各种怪异幽灵的表情：有人忧郁，有人愉快，有人憔悴，有人快乐。所有的人都从黑暗匆匆走向光明，又从光明匆匆回到黑暗。我不是一个多愁善感、易受感情支配的人，但这么抑郁沉闷的夜晚，加上我们将投入这件吉凶未卜的怪事，我不禁感到精神压抑、沮丧。从莫斯坦小姐的表情中，我看出她和我有同样的感觉。只有福尔摩斯镇定自若，没有受外界任何影响。他把记事本平摊在膝盖上，借小提灯的亮光，不停地在上面记着看数据，做记录。莱西默剧院两旁的入口处，人头攒动。剧院前，两轮马车和四lún_dà马车如流水一般不断辚辚驶来，卸下穿着礼服的男人和披着围巾、戴着珠宝的女人。正当我们靠近约定的第三个柱子的时候，就来了一个身材矮小、面貌黧黑、马车夫装束的精明男子，向我们打招呼。
“你们是同莫斯坦小姐一道来的吗？”他问道。
莫斯坦小姐镇定地回答道：“我就是莫斯坦小姐，这两位先生是我的朋友。”那人用敏锐的质询眼光逼视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