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福尔摩斯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性格，让我感触很深。他在思想方面条理清晰系统性极强，他在着装方面色调庄重风格矜持。可是他却把生活环境搞得凌乱不堪，让同住的室友感到心烦。这倒不是说我在这方面讲究什么，可是起码的传统规范还是有必要的。
我在阿富汗时工作环境杂乱无章，加上我本来就有放荡不羁的性情，所以我比较懒散，不太符合一位医生应该有的习惯。不过我自己对不整洁的容忍还是有个限度的，要是我看见别人把雪茄烟存放在煤桶里；把烟斗丝堆在波斯拖鞋里脚趾头的位置；还用一把折刀将尚未答复的信件拦腰扎在木制壁炉架中央，这时我就不由得要摆出一副道德家的派头了。此外，我一向认为，用手枪练习射击应当明确定义为一种户外远动。可福尔摩斯一时心血来潮，坐在扶手椅里不挪动身子抓起手枪和百发弹夹，用弹孔装饰对面墙壁。这倒不乏维多利亚王室的爱国主义精神，不过我强烈感到，这既不能改善我们室内的空气质量，又无助于改善屋子的外观。
我们的屋里经常塞满了化学药品和罪犯的遗留物，而这些东西经常放在意料不到的地方：有时突然在黄油盘中，有时甚至在更加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最让我头痛的是他的文件。他最不喜欢销毁文件，特别是那些与他过去办案有关的文件。他每一两年才有一次集中精力去归纳处理它们。
正如我在这些断断续续的里有些地方曾经提到的一样，当他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因而扬名时，他才会斗志高昂，显得精力充沛。但是这种热情很快会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委靡不振，没精打采。在此期间，他每日与小提琴和书籍为伍，活动范围限于沙发到桌旁之间。这样日复一日，他的文件越积越多，屋里的角角落落都堆放着一捆捆的手稿，但他又死不肯烧毁，并且是除了他本人外，谁也不准把它们挪动一点点。
还记得有一年冬天，某夜，我们一起坐在火炉旁。我大着胆向他提出：等他把摘要抄进备忘录以后，花两小时时间把房间整理整理，搞得稍稍适合居住一些。
他无法反驳我这正当的要求，但是有些懊恼的样子。他走进寝室，一会儿就回来了，身后拖着一只铁皮大箱子。他把箱子放在房间中央，拿了个小板凳蹲坐在大箱子前面，打开箱盖。我见箱内已有三分之一装了文件，都是用红带子绑成的小捆。
福尔摩斯用调皮的眼神看着我说：“亲爱的华生，这里有足够的案件哦！我想，如果你知道我在这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那么你会让我把已经装进去的拿出一些来，而让我把没有装的放进去。”
“那么，这些都是你早期办案的记载了？”我问道，“我总想对这些案件做些记录呢。”
“是的，朋友，这些都是我没有成名以前办的案子。”福尔摩斯轻轻地、爱抚地拿出一捆捆文件，“这些并不都是成功的记录，华生，”他说道，“不过，其中也有些相当小的案子。这是塔尔顿谋杀案记录，这是酒商范伯里案，这是俄国老妇历险案，这是铝制拐杖奇案以及详细叙述跛足里科莱蒂和他可恶妻子案的案件。还有一件——啊，啊，这可是真正有点儿奇特的案子。”
他把手伸进箱底，掏出一个带有滑盖的小木盒，有点像小孩的玩具盒。他从里面拿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一把老式的铜钥匙、一根缠着细线的木钉，还有三个生了锈的金属盘。
“嘿，亲爱的伙计，你知道这些都是什么吗？”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笑着说。
“这真是奇怪的收藏。”
“是非常奇怪，不过它们身上发生的故事会让你觉得更奇怪。”
“你是说，这些东西还有一段历史？”
“不仅如此，它们本身就是一段历史。”
“你的意思是？”
福尔摩斯把它们一件一件地拿出来，放在书桌边。然后他又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挨个儿地欣赏，眼里流露出满足的神情。
他说道：“这些就是所有留下来能提醒我有关马斯格雷夫家族成人礼奇异案子的东西了。”
我听他提起过这案子不止一次了，但我一直无法获知其中的细节。“如果你肯告诉我这整件事情，我会很开心。”我说道。
“就让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留着不管？”他带着淘气的口吻叫道，“华生，你的爱整洁癖性原来也受不了多少诱惑。但是如果你能把这案子加入到你的记录中，我会很高兴的。因为我相信，其中有几点使这案子颇不同于这个国家或其他国家的一些犯罪记录。在收集一些我的小成就的记录中如果没有包含这件十分奇异的案子，那就绝对不能算是完整的了。
“你还记得在‘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帆船事件中，我向你讲述的那个不幸老人的遭遇吗？在我和他的交谈中，第一次使我想到了职业的问题，而且后来，我果然是把侦探作为我终身的职业了。现在我已经声名远播了，无论是公众，还是警方都把我作为疑难案件的最高上诉法院。甚至于当你和我刚刚结识之际，也就是我正在进行着你后来追记为‘血字研究’一案的时候，那会儿我的生意虽然并非十分兴隆，但是我已经有了许多固定的主顾了。在开始的时候我有多么的困难，你是很难想象的。我经历了这么长久的努力才得到今天的成功。
“当初我来到伦敦，在大英博物馆拐过去的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