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察科长暗暗点头，这小子，脑袋难剃啊！
这次一开会，科长把沈擒龙的事情一说，这个过场还是要走的，需要大家讨论，揭发，另外说出一点不同意见什么的，不能冤枉好人嘛！
沈擒龙就知道这个事情是自己的心病，早晚要犯，只是他没想到，这个事情出来得这么快。
沈擒龙对于那些牺牲的同志，是真心地感到内疚，所以他主动请求处分。(
但是，对于宰几个鬼子、汉奸，要是为了这个挨处分，那可就太不值得了。
所以，这个事情沈擒龙得坚决不承认，想办法给对付过去。
这时科长叫着沈擒龙的大号问道：“沈擒龙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
沈擒龙看了看四周坐着的几个跟自己一起出去执行任务的侦察员说：“这个问题，确实有过，不过，事情的经过也不完全是这样。”
这时刘大年和杨益民在旁边非常紧张的看着沈擒龙，他们两个知道，如果这次沈擒龙说不清楚，那以后可就见不到沈擒龙了。
沈擒龙清了清嗓子，说道：“那些人其实不算是什么俘虏，他们是我们从村子里边抓住的给鬼子报信的汉奸，当时我们在村子里边，这些汉奸向鬼子报信，为了保险，我们在撤退的时候就把他们带走了。”
旁边听着的侦察员有点骚动，原来不是打仗时候抓住的俘虏，尤其不是鬼子俘虏。
这个性质好象又不一样。
沈擒龙又接着说下去。
他说：“当时我们也没有说要把这些小汉奸干掉，我和孙光明讨论过，这些人应当归地方的抗日民主政府管，好象我们部队不应该管这件事。”
科长一愣，嗯？
这个倒是一个比较新的说法。
怎么事件的另外一个当事人没有说这件事啊？
原来，沈擒龙他们在路上把几个汉奸全都宰了的事情，正是孙光明举报的。
其实，孙光明也不是什么坏人，也不是诚心要跟沈擒龙为难。
孙光明和沈擒龙相比，完全不是一路人，他们受到的教育，他们的思想，从来就不一样。
孙光明是一个在当地参军的纯朴的农村子弟，他的家里算是什么贫农、雇农、或者是富农、小地主，暂时还不知道。
但是，孙光明是完全彻底地相信党的思想的。
这时在八路军里边，整天开会，差不多就是白天练习打靶，傍晚给老百姓挑水，天黑就开会。
据被八路军、新四军俘虏的鬼子说，被俘的时候，每天都有一位教官来讲《资本论》、历史唯物主义，要讲两三个小时。
鬼子对这些玩意儿毫无兴趣，可是也没办法，既然当了俘虏了，只好捏着鼻子天天听着人家叨咕。
奇怪的是，过了半年，不拿老百姓一针一线的“三大纪律”的纪律竟然也接受了，到老百姓家借宿，还会去帮老百姓扫院子。
老百姓过意不去，十分感谢这些爱护老百姓的“八路军”，还给做好吃的。
鬼子们听着人家夸奖自己，自己也不好意思起来。
最后，这些鬼子一转身，参加反战同盟，当了日本八路了！
这就叫做环境改变人。
连那么死硬的鬼子都给弄得晕头转向，孙光明这样的纯中国农民子弟，当然更是全身心地相信党的主张和八路军的政策。
所以，孙光明在跟着宰了几个汉奸之后，始终觉得心里不踏实。
等到回到了根据地之后，他思想斗争了好长时间，终于决定把自己的“罪行”向组织上和盘托出。
当然，最后事情还是给沈擒龙总上了。
而沈擒龙则不同，沈擒龙是一个学生，也就是说，他属于小资产阶级。
小资产阶级，极易受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因此，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既具有革命性，同时也存在政治上的动摇性、斗争中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
沈擒龙家里是城市的，生活好些，肯定就是资产阶级，所以，沈擒龙不是生活好的资产阶级，至少也是资产阶级思想比较多的人。
这次行动又是沈擒龙负责的，所以，沈擒龙肯定是在思想上就存在问题，他违反纪律，是有基础的。
这时科长不敢直接下结论了，这个过程得走下去。
于是，科长说：“小沈，你接着说下去。你们觉得不能处理这些汉奸，为什么最后还要杀了他们？”
沈擒龙说：“是这样，我是从其他军区来的，对晋察冀军区的政策实在是不了解，既然孙光明这么说了，我也就同意了。所以我们就押着那些汉奸上路，至于最后把这些汉奸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
沈擒龙说到这儿，悄悄看了一下科长的脸色，科长一脸沉思，在小杯子上记着沈擒龙的话，看不出他是什么意思。
其他侦察员心情复杂，也没有一个人说话，都在静静地听沈擒龙说下去，会议鸦雀无声。
沈擒龙于是接着说下去：“可是，我们走了一阵，大概一天的时间，到了天黑的时候，有一个同志发现有一个汉奸把绳子挣断了，悄悄逃跑。那个汉奸背的粮食吃光了，所以行动比较方便，他跑了我们都没有发觉。”
沈擒龙说了一个侦察员的名字，恰好这个侦察员就是已经牺牲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这时是不能出来报告说他没有发现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