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这时，沈擒龙就要提出关于武器的要求了。
过去，沈擒龙老是要求侦察队能够配备更强一点的火力，更好一点的武器。
那时沈擒龙不过是希望能够给侦察员们配备一些匣子枪什么的。
可是到了这时，沈擒龙一看其他部队的配备，他的眼睛也红了。
这时已经是形势大变，开始讲究“翻边战术”。
所谓“翻边战术”，其实就是“敌进我进”。
“敌进我进”是毛泽东思想里面很重要的部分，但是事实上却是刘伯承最早提出来的。
当时刘伯承讲，我们传统的战法是诱敌深入，敌进我退，敌退我挡。
根据战争的条件和敌军作战的特点，我们一退再退，退向何处？
我们退来退去，根据地就那么一块地方，往哪儿退？
刘伯承说，现在就是要敌进我进，打磨盘（游击战的另外一个说法），要摸敌人的屁股。
按照刘伯承的理论，敌人向我们根据地发动进攻的时候，我们不能在根据地内和敌人死打硬拼。
应该派主力部队突破敌人的包围，打他的阻击线、打他的据点，敌人势必回兵救援，我们达到了粉碎敌人围攻，粉碎敌人扫荡的目的，这就是“敌进我进”。
但是在整个八路军历史上，这个战术却是以翻边战术命名的，这一名称是罗荣桓元帅在1942年10月提出的。
而在“五一大扫荡”之后，单靠进行“反扫荡”、“反封锁”、“反蚕食”斗争已不能摆脱被动的地位和从根本上摆脱面临的困境。
于是在1942年9月，聂荣臻提出了“到敌后之敌后去”的口号，据此，晋察冀北岳区主力部队1/3到1/2的兵力化成几十支武装工作队，执行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的任务。
他们克服重重困难，通过“封锁沟”、“封锁墙”，至1942年9月中下旬，杀出了根据地，到达敌后。
反扫荡中，冀中七分区最早产生了武工队的形式。
第一个武工队于1942年5月13日在沙河南岸西城村枣树林里产生。
武工队，就是武装工作队。
他们是向群众做思想工作、帮助他们建立敌后革命政权、革命组织的工作队和宣传队。
他们通过散发各类宣传品、对敌碉堡喊话、召开伪军或伪军家属座谈会，向伪军宣传抗战的形势和前途。
为了显示力量，武工队还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捕捉、惩罚汉奸，摧毁敌伪政权。
另外还要通过广泛而又艰苦的发动工作，在各地组织起多种形式的人民抗日武装，在敌人后方重新燃烧起抗日的烽火。
这其中最让沈擒龙眼红的是，大凡隶属于军分区的武工队，其近战兵器在当时是相当棒的。
不论队长队员，都是双枪。
有的是两支短枪，有的是一长一短，而短枪基本是德国造匣子枪，长枪则既有马枪，也有卸掉枪托的美式汤姆生冲锋枪，有些武工队甚至还装备掷弹筒和轻机枪。
沈擒龙说：“武工队不打仗，人家的武器都配得那么强，咱们是专门打鬼子的部队，怎么不能每个人配一支手提机枪呢？”
沈擒龙用过冲锋枪，他对这种武器的霸道火力有深刻印象。
如果一个侦察员配一支冲锋枪，一个人就能顶小鬼子一个班，整个侦察队每个人都有一支冲锋枪，一齐扫过去，抗日几天就胜利了。
沈擒龙的要求得到了全体队员的一致响应。
八路军都是爱武器的，要是自己能有一挺机枪，那多来劲！
其中刘大年和杨益民对于这个事情那是有极其高涨的热情。
刘大年对于上次沈擒龙让他把掷弹筒留给那几个伪军，始终耿耿于怀。
刘大年觉得，沈擒龙实在败家。
整个八路军也没有几个掷弹筒啊！
就那么给扔了？
他认为，沈擒龙是从大城市来的人，没过过苦日子，老是大手大脚，不知道算计着过日子。
而杨益民的机枪虽然带回来了，但是马上就让人家收走了，才过了半天的瘾，弄得他不上不下，馋嘴抹舌的。
所以，这次提出要让上级给每个人配一支手提机枪，这二位那是强烈拥护的。
面对群众响雷一般的呼声，科长有点招架不住。
他耐心地做说服解释工作说：“同志们，人家武工队配备这样的武器是有道理的。
要知道，武工队的工作环境是敌占区，是全没有根据地支撑的敌人的后方统治中心。
你不找敌人打仗，可敌人是不会允许你在他的县城里在他的模范治安村里搞宣传贴标语开会演讲的，是不会允许你动不动就到他豢养的汉奸家中杀人索命的，他要找你打你的呀！
身上没有点功夫，没有几件家伙，你就空着两手等敌人来捕你绑你吗？
所以，武工队手里的家伙，就象刘伯承同志说的那样，不是用来打仗的，是用来为政治进攻提供保护的。”
科长说得对，武工队主要是搞政治的，不打仗。
武工队由军分区派出并由军分区政治部直接领导，组织关系则同时接受中共同级地方委员会的领导，在职能上受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指导。
武工队的队长必须是营以上干部，政委则必须是团以上干部，而且不论队长还是政委，都以政工干部居多，这和近期影视作品中的情况正好相反。
如第一支武工队的队长兼支书张英是第二游击总队政治部敌工科长，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