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国说：“老三，你说这事咋办？”
我说：“你问我，还想问你呢。吴总有没有交待，你只管卖货，工程上的生意由他来谈？”
孙建国说：“吴总是交待过，但我寻思，他从沙井过来一趟不容易，几十里路呢；我拿这么高的工资就站个柜台，心里实在有愧，干脆帮他谈下来算了。真要谈下来，你面子上不也有光吗？”
我气愤地说：“自作聪明，自以为是！沙井过来几十里，用脚走吗？开车走广深高速半个小时就到了。我告诉你，2千5的工资并不高，你老老实实做好本分就行了，用不着不好意思，用不着讨好谁！更不需要你给我争光！”
作为文化人，孙建国有很多特立独行的地方，比如，他右手大拇指和左手小指指甲留得特别长，别人觉得膈应，他认为有型。要命的是，他心情不好，就喜欢拿一个抠另一个；他一抠指甲，我就恨不得拿竹签钉进去。
没骂两句，他又开始特立独行了，我只好叹口气，终止了批评。
我习惯性地去兜里摸烟，摸了半天没摸出来，这才想起走得匆忙，烟落在办公室了。我朝孙建国比了个吸烟的动作，问：“有吗？”
他说：“有，有！”掏出烟盒，抽出一支递过来。
看到他递过来的烟，我又火了：2千多的工资，竟然抽30多的利群。作为老板，我抽的也不过是10几块的芙蓉王。要是外人也就算了，他是我姐夫；他在外面花天酒地，让二姐和朋朋怎么活！
孙建国说：“老三，我的手机是在工作中被人拿走的，应不应该向吴总要点补偿？”
我气得直哆嗦，忍了又忍，才没有发作，“你给人家造成这么大损失，还好意思提手机。”想了想，又说，“过两天我送你一台。”
他说：“要诺基亚的，摩托罗拉的也行。”
我说：“我只有天使的。”
他说：“天使？没听过这牌子，哪个国家的？”
我说：“国产的，这牌子不错，出口转内销。我认识他们老板，拿货便宜。”
抽完烟，给吴总打了电话，让他过来商量善后。
见面后，我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说：“吴总，真不好意思，老孙连这么简单的路数都看不出来。”
他并没有愤怒或者生气，反而安慰我：“老刘，你姐夫没做过生意，又刚从内地过来，哪见识过这样的局，中招不奇怪。”
怪罪孙建国已经没有意义，我在深圳混了七八年，见多识广，不也中了招嘛。
我说：“要不要报警？”
吴总说：“报！”
我不以为然。我那8万多的案子派出所都没当回事，他这万把块钱的案子人家会当回事？
他解释说：“我并不指望派出所破这个案子，也没打算把这事告诉郑所，我觉得报警是一种态度，一种不妥协的态度，既然吃了亏，就得亮明态度，不能吃哑巴亏。如果人人都这样，‘老王’他们的活动余地只会越来越小。”
吴总像换了个人，神情坚定，斗志昂扬。以前他不这样，心事重重，谨小慎微，跟我差不多。
我说：“吴总，你说奇怪不奇怪，又是白色面包车，难道跟上件事有联系？”
他呵呵一笑：“老刘，你是当局者迷啊。白色面包车保有量大，没什么显著特征，能载人，能拉货，还有比它更好的作案工具吗？换我我也用它。”
我也笑了：“是这个理。营业部的损失由我来赔。”
他说：“要赔也是老孙赔。”
我说：“我替老孙赔。”
他说：“开句玩笑你还当真了。能让老孙赔吗？出点岔子就让员工赔钱，谁敢给你打工。”
我说：“我替老孙谢谢你。”
他说：“这事就过去了，不要再提了。”
我有点小疑惑：吴总比我还穷，出了这样的事情，按说应该斤斤计较，啰哩啰嗦才对，不该这么善罢甘休。这是怎么了？
原因是他有钱了。
我发现他脚上的皮鞋挺眼熟，又尖又长，闪闪发光，布满格子状纹路，好像在哪儿见过。一想，程旭东穿过这款――听他吹，这款鞋原产意大利，纯手工制作，价钱挺不便宜。程旭东爱虚荣，讲究吃穿，自打跟陈宝珠混，品位更上层楼，活得越发潇洒了，你现在完全看不出他是来自中西部贫困乡村的农家子弟。
我说：“吴总，你这鞋，挺贵吧？”
吴总很高兴：“老刘，有眼光！在香港买的，1千8港币。”又指着身上上下，“一块买的，t恤衫9百8，裤子1千3。加起来合rmb3千多。周末再过去一趟，买块表。”
我说：“穷玩车，富玩表。吴总，你发达了？”
他说：“没发达，但是有钱了。”
吴总新近从银行贷了5百万，有了钱，迫不及待武装自己。
他说：“以前我在关内总部上班时，衣着穿戴其实很讲究，发配到关外工厂以后，一天比一天邋遢，自信心也跟着消磨殆尽。现在重新武装一下，嗨，自信心全回来了，又找到原来的我了。”
看来不光女人靠妆扮找回自信，男人也一样。
我不是没想过贷款，也找金玲咨询过，得到的答复是“做大做强以后倒有可能，目前想都别想”。
我说，就是现在弱小的时候才需要，都做大做强了还贷款干什么？
金玲说，你也别这么武断，企业做大做强以后同样需要贷款。
我说，现在更需要！
金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