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申时行辞相之时。
林延潮与邹元标之间通过书信往来，引起的论争也是达到了高峰。
林延潮，邹元标二人都是朝野上下公认的通儒，门人也是遍布天下，特别是林延潮，其林学与事功学派，以及跻身于理学，心学之后，为儒门中第三学派。
当日邹元标得林延潮回信时，正在东林书院讲学，见书信后是苦思了一夜，次日即是写信答之。
其在信中写到，见字如晤，得大宗伯之信，喜不不胜……信中所言，对上以约礼，对下以约法，一句胜道千言，千古治道尽括其中。
约法当简而明，上对于下者不可滥刑，但违法必罚。是故汉高祖入咸阳约法三章，天下归心。
约礼用繁，含于巨细之中，上对上者应勤谏，分毫可谏。然而不可刑于上者，以下凌上则无尊卑可言。
当年程颐谏折柳，取自周礼‘春不樵采’，此无不当之意，但为天子不喜，后世儒者竟以迂腐，殊不知礼法之义。
信末邹元标又对林延潮变法之见批评了几句。
圣人云无为而治，当今治理天下当与民休息，以不生事为贵，兴一利则生一弊，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天下之利，莫过于定。天下之害，莫过于争。故礼不可更，法不可变，愈变则人心越乱。
接到邹元标的信后，林延潮真是拜读了一番。
一个哲学理论是否有生命力，在于时刻包容任何事务，并不断将之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使之成为缜密的逻辑，用来解释万事万理。
这就是陆九渊说的‘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之境界。
邹元标显然也是这个层次，而他借用哲学的体系就是程朱理学。
邹元标借自己所提的‘约礼约法’论证了自己理论。
刑法对于老百姓而言，应该简单明了，容易让人懂。若是法律太严苛，并事无巨细的规定，不仅繁琐，更让皇帝与亲民官容易滥刑于百姓。秦朝灭亡就是前车之鉴。
反过来约礼，是乃下对上。那么身为肉食者，作为治理者，应该比老百姓更十倍地严格要求自己。
比如**之事有伤风化，但在百姓与官员之间处置是不一样的。
再比如程颐谏折柳，天子不过折了一根柳枝有什么，读书人常笑在程夫子面前，连柳树也不折了。
但依周礼有‘春不采樵’之言，天子折柳树放大出去，天下老百姓每个人都效仿如此，大家都折几根就不好了。天子身为万民至尊，在礼法上当时时为万民的表率。
所以这柳树老百姓可以折，天子就不可以折，折了就是违礼。只要违礼，就是有丝毫不对的地方，读书人也应当上谏，否则已经是刑不上大夫，若连说也不让说，也就无从约束天子了。
这也是授权者受责不受罚。
林延潮对邹元标这论点竟感觉无从反驳，一时也不知道如何化解才是。
好比以往大家都嘲笑程颐谏折柳如何如何迂腐，但程夫子复生，当面告诉你一句，那是约束皇帝的，你一个老百姓我才懒得说呢。
当然这话肯定有逻辑上的漏洞，但为辩而辩不合林延潮现在身份，何况他为什么要辩。
林延潮认真思考后回信给邹元标。
古礼三百，威仪三千，刑亦正刑三百，邹兄所言‘慎刑繁礼’，正合于圣人制礼之道。
马屁拍完，林延潮就开始反驳了其大意是。
礼不下庶人的意思，并非是庶人可以不知礼，而是当先以礼法教化庶人，知礼后方能约礼。
至于刑不上大夫，也不是保持尊卑，而是轻易苛刑于上，这样无人敢于任事。
辩论到这里，林延潮又写到，
圣人曾言，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由是可知，十世之礼，可损益，百世之礼，可损益。
周公制礼乐时，犹恐‘君子耻其言而不见从，耻其行而不见随’，而今已去两千载，我辈动则法古则后于时，动则修今则塞于世。
这里林延潮引用孔子的话来辩论，邹元标说礼不可变。
但孔子说过，殷礼从夏礼而来，但有所损益，周礼从殷礼而来，但有所损益。由此可知十世百世以后的礼，虽说相承袭，但也是可损益的。
周公当年制礼乐时，仍担心君子不会跟随，但现在去周公制周礼已两千年了，我们却仍信心满满守着周礼不变，法古就是落后于当下，拘泥现状就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林延潮又写到，礼法非天降，非地生，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
循循相因，无疑于固步自封。千百年来以降，代代皆是大争之世。
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人当如此，国亦当如此。
林延潮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心底激荡不能平，信到最末他不由想起严复的天演论。
又补了一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这句话林延潮犹豫了很久要不要写。
这话放在动物身上，好比气候变冷，更强壮耐寒才会活下来，这是没错。
但放在人上？怎么能轻易说一个人有用没用？
古时身强力壮者为尊，但后来赢弱书生也可为官。
再如残疾人，再如穷人，也用适者生存？
残疾人中有霍金，穷人虽穷，却更有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一旦遇到机遇也会翻身。
盛世百年让大大夫们缺乏忧患意识，从上到下只想着如何搞平衡，这样沉睡的雄狮不抽几个鞭子是决计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