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
“儿臣以为这种选拔人才制度不适合运用在大唐任用贤才之上，而前隋仍然使用‘察举制’，无法真正的考究人才的本领，太过于表面，至于九品中正制度乃是继承东汉官吏选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结果。东汉选拔官吏，主要是依据儒家的道德行为标准，宗族乡党的评定成为政府选拔官吏，具体途径是察举﹑征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据。汉末大乱造成人士流移，给乡闾评议带来困难，用人不可能一一核之乡闾。”
“所谓中正，就是掌管对某一地区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也就是中正官。中正官又有大小之分，州设大中正官，掌管州中数郡人物之品评，各郡则另设小中正官。中正官最初由各郡长官推举产生，晋以后，改由朝廷三公中的司徒选授。其中郡的小中正官可由州中的大中正官推举，但仍需经司徒任命。在一般情况下，州郡的大小中正官是由司徒举荐的现任中央官员兼任，有时，司徒或吏部尚书还直接兼任州的大中正官。”
“品第人物是中正官的主要职责，中正官负责品评和他同籍的士人，包括本州和散居其他各郡的士人。品评主要有三个内容：一是家世：即家庭出身和背景，是指父祖辈的资历仕宦情况和爵位高低等，这些材料被称为簿世或簿阀，是中正官必须详细掌握的；二是行状：即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三是定品：即确定品级，定品原则上依据的是行状，家世只作参考。然而晋朝以后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定在下品；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亦能位列上品。”
“九品中正制的实施，实际上是和曹操‘唯才是举’的思想南辕北辙。设立九品中正制，也就是为了缓和中央政府与世家大族的矛盾，以求得世家大族对曹丕代汉称帝的支持。大唐之所以取得天下，一部分原因也是世家大族的支持才坐稳江山，然而，以如今的大唐根本就不需要向世家大族继续卑躬屈膝。”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但是，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并且他们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因此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具有少数民族统治的性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与两晋南朝相提并论。因此在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直至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是，自从河阴之变后，此制亦流于形式。”
“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在前隋终被废除，终其原因，是选官制度改革问题上，之前‘唯才是举’的措施对世家大族势力造成了不少抑制、打击，然而世家大族势力不断膨胀发展的客观形势又使曹魏不得不予以正视，只好转而与世家大族达成妥协，设置由中央委任的中正官去掌握地方选举，而中正官又都由世家大族出身的大官兼任，这样，世族渗透进选举，中央政权权和世族势力在选拔人才这个问题上，矛盾开始缓和，士族开始逐渐垄断大权。”
“前隋废除此制，儿臣甚是赞同。虽说大唐建立之初，世家大族以及门阀出了不少的力，也得到他们的帮助，儿臣之所以提倡大刀阔斧的改制就是想要摆脱世家大族掌控大唐的命运，至于效果父皇已经见到了，经过多番的努力大唐慢慢地摆脱了世家大族的控制，若是再让世家大族取得人才的控制权，对于李唐的江山不利，儿臣以为必须再次改制，彻底的打破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的垄断，大唐方能真正的遨游九天，声名远扬。”
李逍遥情真意切地阐明自己的意见，唐高祖闻之，沉默不语，他知道大唐面临着难题其中之一就是世家大族垄断了朝廷人才的供给，也正如同李逍遥所言那样，朝堂上看似君临天下，一片祥和，在李逍遥的带动下，一些官员亲力亲为，上行下效，实际上真正的大权仍然在世家大族的手中，他也想早日打破这种格局，彻底的坐稳皇位，巩固李唐江山。
“逍遥，你可知道前隋文帝杨坚在位时，就曾经与朕谈论过此事，详细地分析了废除九品中正制的选才制度的原因。当时，朕就料想过隋文帝此行何意，没想到你今日与他说得大同小异，杨坚也是觉得世家大族控制着前隋的人才，对于皇位不稳，于国于民都不利，因此才要废除。”
“至于前隋炀帝杨广刚愎自用，不听从忠言，一意孤行才导致大好河山白白葬送。杨广在位时，朕钦佩的是他的雄心壮志，不顾群臣的反对，坚持反对九品中正制的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