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按这个条文，阿云不当死，顶多是最重的流刑·黠面流配三年，重得不能再重了，发向登州海外沙门岛。刑部判得不公平，再议。又将案宗递回刑部，刑部仍坚持己见。幸好此时许遵因考功一等，调回京城为大理寺丞。到了大理寺后·许遵将这个案件主动接手，御史台官员不服，弹劾许遵因公枉法。
许遵也恼火了，俺至今连这个阿云长得什么样都未看到，一直关在县衙里，枉鬼的法。况且其家父母已死，穷得一无所有，值得我去枉法？于是在朝会上将此案来龙去脉说了一遍。郑朗直皱眉头。
赫赫有名的登州阿云案开始。
阿云案好弄，关健是后面的事，果然，赵顼动了侧隐之心，下诏让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个翰林学士再断此案。
为什么郑朗会担心，就是两个学生的出身与经历。
不可否认，司马光也想改革，但是那种不扰民的改革，不过这里的民是什么样的民，很成问题，他这种心态可见唐介、吕公著等等人身上这是出身造成的，从小含着金钥匙长大，潜意识地在维护士大夫与权贵的统治地位。
王安石不同，甚至郑朗都不同，虽生在官宦世家，家中却很贫寒，若不是郑朗，郑家早就倒闭了，荥阳郑，在唐朝管用，在宋朝管什么用？因此潜意识地认为国家到了这种地步，乃是权贵与士大夫无限贪婪所至，必须将他们财富拿出来，分给国家与百姓。
若没有郑朗调节，两个学生如今名列高位，早就开始抄家伙。
正是两种理念的冲突，导致对案件判断不一。王安石赞同许遵判决，司马光赞同刑部判决。两人发生争议，别人吵赵顼还能劝一劝，这两人一吵，诸子百姓，唐律宋律，一起拿了出来。赵顼只听了一会儿，感到头昏脑胀，脑袋瓜子不够用了。想了想，还是自己判断，诏从遵议。滕甫不服，皇上，你判得不对，要重判。
相权限制，皇权也要限制的，赵顼无奈，再诏送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重定。三个两制官员想了一想，仅是一个小姑娘，也未杀死人，能宽一点就宽一点，于是维持了王安石原判。赵顼松了一口气，刻意御批了一个字，可。
那也不行，皇上的字在宋朝也未必是圣旨，分管司法的齐恢等官员又联名上奏，请赵顼收回成命。皇上，你这个判决是不对的，国法必须维护，不然国家就lll啦。
这个问题可大条了，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两制以及一个皇帝出面，都没有解决，让谁来判？
两方争吵，司马光认为因犯杀伤者，言因犯他罪，本无杀伤之意，事不得已，致有杀伤。除为盗之外·如劫囚、略卖人之类皆是也然杀伤之中自有两等，轻重不同。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者，则谓之谋;直情径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者，则谓之故。谋者尤重·故者差轻。今此人因犯他罪致杀伤人，他罪虽得首，原杀伤不在首例。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斗杀则太轻，故酌中令从故杀伤法也。
于是总结出为盗杀伤人、劫囚杀伤人、略卖人杀伤人等适用自首免所因之罪从故杀伤法判刑的罪犯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杀伤人都是因犯他罪本无杀伤之意，事不得已·而致有杀伤，即他们杀伤人都是临时xing的、非蓄谋的甚至是被迫的。考虑到他们杀伤人本无杀伤之意，事不得已，都是临时xing非蓄谋杀人这些客观情节，那么在判刑时，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斗杀则太轻，故酌中令从故杀伤法也。
阿云杀人是谋杀绝非故杀·谋（故意且蓄谋，即司马光所谓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之类）与故（故意非蓄谋，即司马光所谓直情径行、略无顾虑之类）截然不同。故阿云不可轻恕。
王安石则说·《刑统》杀伤，罪名不一，有因谋，有因斗，有因劫囚、窃囚此杀伤而有所因者也。惟有故杀伤则无所因，故刑统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其意以为于法得首，所因之罪既已原免，而法不许首杀伤，刑名未有所从·唯有故杀伤为无所因而杀伤，故令从故杀伤法至今。
也就是象为盗杀伤人、略卖人杀伤人、劫囚杀伤人等罪犯之所以在自首后要从故杀伤法判刑，是因为在自首免所因之罪后，要制裁他们不许首的杀伤罪，但对于这杀伤，刑名未有所从·即律文未明确规定这是何种xing质的杀伤（实际上无法明确规定），也未明确规定以何种刑罚去制裁这杀伤。在诸多犯杀伤罪中，惟有故杀伤则无所因，故杀伤情节既最恶劣又最简单，在量刑举重以包轻原则下，用故杀伤法制裁这杀伤最为得宜，故令从故杀伤法至今。因此仍从故杀伤法是一条量刑条款而非定罪条款，得免所因之罪后法律并不认为未犯所因之罪，从故杀伤法法律并非认定犯有故杀伤罪，自首情节并不影响对整个犯罪xing质的认定。所以阿云谋杀后自首，仍属犯谋杀罪，但可以用故杀伤法判刑。
郑朗说各伺其职，将郑朗害苦了。
因为他没有参与权。
苦思良久，制度是他制订的，必须要维护，没有参与权，可有建议权。因此隐晦地上了一奏，说这件案为什么闹得这么大，是有原因
其一，太祖太宗时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