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哥达拉查问题，哈桑.迪洛罗从最初主张三佛齐实行联邦制，逐步转变为谋求哥达拉查独立并付之于武装斗争。这种政治主张的发展变化，是整个哥达拉查分离运动性质演变的一个缩影，也是理解哥达拉查分离主义问题的重要途径。
在50年代，哈桑.迪洛罗认为，由于历史原因，各民族在三佛齐的政治格局中处于不同的地位，其中爪哇族长期拥有政治和经济的优势。而三佛齐共和国成立后实行的单一制，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并以牺牲其他民族为代价保护爪哇人的利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三佛齐应当实行联邦制，通过创造一种平衡——爪哇人让其他民族分享政治权力，同时后者能够让前者分享他们的经济资源——实现各民族间的平等和共同发展。
但是随着“有领导的民主”代替议会民主制，尤其是苏哈托建立“新秩序”统治后，国家权力日益集中于中央政府。哥达拉查的特别行政区地位有名无实，经济长期停滞，社会发展缓慢。面对这种遭遇，哈桑.迪洛意识到在三佛齐实行联邦制已经没有可行性，思想开始发生改变，明确主张哥达拉查争取独立，认为这是外岛地区的唯一选择。
在这种背景下，哈桑.迪洛从美国返回哥达拉查，于1976年11月4日发表“独立宣言”，成立“自由哥达拉查运动”组织，宣布为捍卫“哥达拉查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1977年，由于行动计划被泄露，“自由哥达拉查运动”被迫转入丛林，开始武装斗争。
这次分离运动只有不到200人直接参与。主要的活动形式是散发传单，并有零星的暴力活动，以致于当地人民把他们等同于有武装的土匪。
尽管如此，三佛齐政府还是迅速采取军事行动，镇压了“自由哥达拉查齐运动”，而哈桑.迪洛则于1979年流亡到瑞典。
虽然“自由哥达拉查运动”暂时被镇压下去，但是促使哥达拉查分离运动出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条件并没有消失，随着三佛齐的经济建设，地区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哥达拉查与中央的矛盾日益尖锐。
经历了第一次失败后，“自由哥达拉查运动”的一些成员留在哥达拉查的丛林中活动，另一部分成员则在北非等地方接受军事训练。
1989年的前半期，“自由哥达拉查运动”重新兴起，遍及大哥达拉查、中哥达拉查、北哥达拉查、东哥达拉查和比地亚，在后三个县城中尤其活跃。据三佛齐军方巴拉莫诺少将称，1990年中期至1993年初，“自由哥达拉查运动”的游击队成员的数目很难确定，似乎遍及哥达拉查地区的每个角落。运动开始不久，三佛齐中央政府派驻了大量军队镇压“自由哥达拉查运动”，并从1990年开始在哥达拉查实行军事占领，加强对该地区的控制。
哥达拉查分离活动的扩大加上东帝汶的独立，在三佛齐其他一些地区引起了负面的连锁反应。一直在资源分配问题上对中央政府不满的西新几内亚、马鲁古、廖内和北苏拉威省的独立倾向随之抬头，使拥有1.7万个岛屿的三佛齐共和国面临解体的危险。有人甚至担心，处理不好，三佛齐将会成为“第二个巴尔干”，整个国家将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不过，这并不是江风的担心，事实上，在他把灵犀三号派去东南亚的时候，就是计划加速三佛齐的分裂。只是，他没有想到哥达拉查会有人来联系他。
显然，随着哥达拉查人的出现，江风必须更改一下他原来的计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