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仁亲王又来电，他上海和香港的日程安排将根据中野西功的情况而定。
走出电报室，长孙花衣抱着不愿走路的薇拉回到她的房间，许多人都去陪李黑仔他们喝酒，除了舷梯角落里的暗哨外，应该没其他人看到，而暗哨是不会阻止这种情况的。
天亮后，带着两大箱苏联克格勃的特工装备，长孙花衣和李黑仔他们离开了巴尔扎姆号，虽然作为炼功之人长孙花衣显得精力充沛，但李黑仔从他布满血丝的眼睛中看出了端倪。
“苏联人已经同意坐他们的船去上海了吧。”
“你怎么知道的？”
李黑仔没有直接回答长孙花衣，只是同情地看了他一眼又摇了摇头，说了句：“真不容易。”又接着摆弄达津洛夫部长送给他的钢笔枪了。
虽然昨晚与特高课联系的电台一直很安静，特高课还是有一点小小的状况，大东亚共荣事务所所长久田幸助看到军队贴出的难民遣返告示后，来到特高课，要求取消或推迟遣返难民。
日军占领香港，久田幸助受命在香港推进大东亚共荣圈建设以来，无任何建树，而且战前掌握的千余名滞港的中国文化名人、民主人士及其家眷，一夜之间从香港神奇“蒸发”。
他要求取消遣返难民的真正目的其实是为了阻止目前仍在香港公开露面的梅兰芬离港，这是他能抓住的唯一一根稻草。
长孙花衣并没有马上直接和久田幸助见面，而且先到特高课情报科和资料室了解了一下久田幸助的情况。
久田幸助原来是东京一家剧院的老板，梅兰芬第二次赴日演出时有三场是在他的剧院，因此与梅兰芬有一面之缘，香港战争爆发前才入伍，因既懂艺术，又会讲广东话，被陆军部任命为大东亚共荣事物所所长，职责是监管香港剧艺人士。
在港战爆发前久田幸助便多次去过干德道梅兰芬的寓所邀请他出山演出，均遭到拒绝，但久田幸助并没有动用日军用武力去强迫，从这点来看久田幸助是可以争取的对象，不用长孙花衣用行政命令或军令去阻止他的行为。
如果把他争取过来，以后对保护香港本土的粤剧和粤剧艺术家也是有很大作用的，长孙花衣决定见见他。
在办公室一起入坐饮茶后，长孙花衣更加相信自己的判断是对的，久田幸助与其说是军人，不如说是一位懂艺术的商人，看起来内心比较平静，完全可以安心坐下来和他谈天论地。
长孙花衣便给他讲了受各国人民敬仰、具有自己民族气节的艺术家在香港的生活轶事。
“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艺术家为了避免给侵略自己国家的人和出卖自己囯家的人演出，化妆逃到了香港，住在香港半山上的干德道一套公寓里开始了简单地生活。
在这段时间里，他学习英文、画画、打羽毛球、集邮、与朋友谈掌故、收听广播，偶尔外出看看电影。表面上看，他的生活虽然简单但很充实，更无惊无险。
然而对于像他这样一个视舞台为全部生活中心甚至视艺术为生命的人来说，不能演出，不能创作，无异于虚度生活浪费生命。
为此，他极度痛苦。很多次，他冲上太平山顶，想狂歌想飞舞，积聚在内心的对唱的渴望与对舞的向往，就像是被挡在堤坝后的洪流，翻滚不息澎湃激荡，却又无法冲开阻隔奔腾万里。
从太平山顶返回寓所，夜已深沉，艺术家关紧所有的门窗，再拉上特制的厚厚的窗帘，他拂去胡琴上的浮灰，悄悄地自拉自唱。
虽然他的胡琴拉得低沉，更是憋着嗓子小心地哼唱，但他已经很满足。自我陶醉间，他不由自主地又会遥想从前在北京在上海在日本在美国在苏联时的辉煌，他并不只是沉湎于掌声和喝彩，他迷恋的是往日畅快淋漓地随心所欲地演唱和舞蹈。
如今在战火纷飞中，一代京剧大师却只能以这样小心翼翼的方式继续着他对艺术的追求。
也就是在这悄悄的自娱自乐中，不知为什么，艺术家突然对未来有了些许信心，他相信战争有结束的那一天，也相信他有重返舞台的那一天，不论那一天会在何时降临，也不论到那一天他是否已是耄耋老人。
于是，他不再仅仅满足于偷唱，而将此作为练嗓以防止嗓子退化；他也不再将打羽毛球作为消闲的方式，而是将此作为锻炼身体以防止身体发胖的手段。
为此，他更加醉心于蒙在被窝里收听自己国家广播以关注战争局势。尽管从广播里得到的总是失望，但他的希望始终没有破灭。
然而，香港被皇军的残酷现实又浇灭了艺术家心底的希望之火，他不但失望，更有绝望。
在皇军围攻香港期间，艺术家住的靠近日本驻港领事馆的公寓成了他的不少朋友避难的好地方，但那儿也并不是绝对的安全。
有一天早上醒来，他居然在女佣的房间里发现了一枚穿墙而入的炮弹，幸好在这之前已安排所有人都住在有三道相隔而可以防弹的房间，女佣才避免遭难。
艺术家不但要保障大家的安全，更要为在家避难的十几口人的三餐*心。在炮火连天的情况下，已不能下山购买粮食，他只有动用家中的存粮和一些罐头，但他又无法预测香港究竟要被围困多久，而有限的存粮和罐头总有吃完的一天。
因而，此时的艺术家一改平日的慷慨大方，变得“斤斤计较”起来，他小心计划着分配每个人的口粮，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