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运铎装上材料，在冲床的吼声中，第一发弹壳形成了，大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民工们把机床摇得飞转。机箱全部开动了，弹头冲床也压成了一颗颗弹头。装备车间的女工们忙着制造火帽，装填弹药。
在4支队首长陈义的领导下，在根据地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吴运铎和他的伙伴们，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终于建成了新四军的军工厂，吴运铎任厂长，由最初生产子弹发展到生产迫击炮弹、地雷等，不断补充部队弹药。
1940年夏天，陈义指挥部队打了一个大胜仗，缴获了日军5000发迫击炮弹。但是经检查后发现是一批报废了的炮弹，不能使用，可丢了又可惜。他派人把这批炮弹送给了吴运铎，要他尽一切可能，修好这批炮弹。
接到任务后，吴运铎对这批炮弹进行了仔细地检查，找到了问题的所在。原来，这批炮弹不是缺弹尾就是缺引信，而缺得最多的是引火的**——雷汞，5000发炮弹中没有一发是完整的。
问题找到后，他决定带领大家将每一发炮弹都配齐零件。 [弹厂当时缺乏现成的雷汞。他灵机一动，决定从废旧的雷管中挖汞。内行的人知道，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工作，吴运铎当然更清楚，不能拿大家的生命去冒险。
他面对着那些争先恐后要求担任此工作的工人们说：“为了减少牺牲，我们要先做试验。”工人们又纷纷要求参加试验工作。吴运铎说：“大家别争了，我是**员，又是厂长，在关键的时刻，我必须站在最前沿，这个试验就让我单独来完成它。”
然而，意外发生了，“轰！”的一声巨响，雷管爆炸了。吴运铎左手的4个手指被炸飞，左腿膝盖炸开了个腕口大的伤口，脸上也在流血，整个人已经不醒人事。
被吴运铎阻挡在外面的工人们奔了过来，看到他成了血人，不少人急哭了，慌乱中就用老乡耙田用的耙当担架，以最快的速度，将他送到医院救治。
吴运铎昏迷的那段时间里，他有时会突然从床上跳下来，直往大门外跑，嘴里还高喊着：“我要回去，前方正等着要炮弹呢！”
有时，他会突然撕开伤口的绑带，喊着：“为什么把我的手捆起来？这怎么干活啊！”十多天后的一个下午，吴运铎终于清醒了，大家焦急万分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围着他问长问短，告诉他陈义首长和老百姓们都络绎不绝地来探望他。
工厂派来护理吴运铎的小顺子和护士小张打来洗脸水帮他擦脸，当毛巾遮住了他的右眼时，他突然觉得病房里一片漆黑，心里一沉，问道：“我的左眼瞎了吗？”
小顺子一听，连忙拿来照明的油灯，护士翻开了他的左眼，发现他的左眼珠中有个米粒大的东西，难过地说不出话来。
吴运铎安慰起大家来：“同志们，你们不要为我难过，我是一个工人，从小家里没吃没喝，14岁就被饥饿赶进了煤窑，死去活来地干活，为资本家做牛做马。就凭着这双手，一天挣一角钱养家糊口。
要是在那个年头，像我这次负伤，肯定是活不了了，即使能活下来，也是个残废人，狠心的资本家就会一脚将我蹋出煤窑，我也就会像许多受伤致残的矿工弟兄一样，流落街头，最后也就像野狗一样死在荒郊野外。”
他打起精神，堆起笑脸又说：“今天我仍然是工人，是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革命军人，我的负伤是和千千万万的战士负伤一样光荣。虽然我被炸掉了左手，可我还有右手，炸瞎了一只左眼，我还有一只右眼。
革命总是要流血牺牲的，不是我就是其他同志。只要我能回到工厂，能站在机床前，我仍要生产更多的子弹、炮弹来打击敌人。当我能坐在画图桌边，我就要设计出更好的武器并生产出来装备我们的部队。
我只希望能早日回到工厂，和同志们一起在建立子弹厂的同时，把炮弹生产也搞起来，给我们的炮兵更多的炮弹。”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被他的这番话，感动得眼泪直流。
当吴运铎脖子上挂着三角巾，拄着根竹竿回到工厂时，大家别提有多高兴了，吴运铎又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一天，他接到支队通知，要他立即赶到陈义首长那里接受新任务：研制新型的类似掷弹筒一样的武器——枪榴弹。他找来有关书籍，看了一遍又一遍，又将掷弹筒拆散，对一个个零件进行研究。
但是，有关书籍上对枪榴弹介绍得很少，全本书只有300多个字，多半是讲它的杀伤力如何厉害，对于究竟如何制造，没说一个字。他唯一的收获就是书上提到，枪榴弹是用普通步枪发射的一种小型炮弹。
吴运铎是个知难而进的人，他整天摆弄着掷弹筒和各种大、小炮弹，脑子里不断地思考着，寻找着灵感。
终于他想出了一个方案：把粗钢棍掏空，制成类似掷弹筒的枪榴弹筒，用铸铁造成像迫击炮弹一样的枪榴弹，装进枪榴弹筒内，用没有弹头的步枪子弹的火药高压气体，把筒内的枪榴弹发射出去。
要让想像变成现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吴运铎日思夜想，翻书设计。钳工老高提议把枪榴弹筒的底座和底座柄分开，成了两个零件，这样既节约材料，也方便加工，有利于大量生产。
可是，用什么样的机械装置来调节射程呢？大家都面露难色。车工老李突然脑子开了窍，指着车床上转换齿轮旋转方向的手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