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特维索夫理解梅兰芬的爱国之志，辗转返回莫斯科以后，他向苏联对外友协领导转述了梅先生在北京的谈话，顿时感动了所有希望邀请梅兰芬来苏演出的当事人。
然而当时的苏联经济现状不允许他们马上派出一艘客轮前往中国的上海。
一直等到1935年春天，一艘货轮的船长听说梅兰芬为了国格而情愿绕路而行，于是马上同意将这艘轮船作为梅先生从中国前往苏联的交通工具，并同意在上海等候梅先生。
就这样，梅兰芬于当年2月下旬从上海黄埔江码头登船启程，经过海参崴从水路前往苏联，3月中旬终于来到了他向往多时的红都莫斯科。
梅兰芬在苏联境内接连上演了他多年精心打造的几出梅派保留剧目《天女散花》《宇宙锋》和《霸王别姬》。
梅先生精湛的艺术表演和他超越普通艺人的高尚*守，很快就赢得了众多苏联人民的爱戴和敬仰。
一些在当时苏联文坛和艺坛上的著名大师，诸如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也都对梅兰芬的表演和人品给予高度评价。
当日本关东军得知梅兰芬绕道前往苏联演出的消息时，深感震撼。特别是本庄繁更为惊诧和难堪，梅兰芬对苏友好而对日鄙视的态度，让他意识到中华民族的坚不可摧。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以后，梅兰芬宁可没有经济收入，也坚决不肯为敌占区的日伪当局登台演出，表现出了极强的民族气节。
这时收到回电了，这件事惊动了习惯晚上办公的主席，日理万机之余喜欢听京剧并会哼哼几句的他亲自指示八办：不惜一切代价营救。
看了电报后，廖主任决定准备撤离香港的他和其他几位八办领导改变计划，继续留在香港指导对梅兰芬和其他民主人士及文艺界人士的营救。
长孙花衣向廖主任汇报了东江抗日纵队特遣队因拒绝投降，遭到日军两个大队的围剿，在消灭日军两个大队大部后，自身也损失惨重。
目前不到四十名特遣队员现在隐蔽在西高山休整，准备逐步向紫罗兰山转移。为配合营救任务的展开，特遣队急需要补充人员和补给武器弹药。
廖主任说，日军袭港时，东江抗日纵队就派了三支武工队顺利地跟踪日军进入九龙地区，目前隐蔽在大帽山待机。
东江纵队司令曾振华已向中央立下了军令状，3天之内打通九龙至香港的交通线，开始在香港市区和九龙地区从事抗战活动，并全力配合八路军办事处的营救行动。
等东江纵队武工队进入香港岛后，再给予特遣队补充人员，只是武器装备弹药特遣队要自己想办法补充。
这时，守在铜锣湾湾仔道联络站的潘柱也赶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向廖主任和和长孙花衣汇报了一个紧急情况。
日军进攻港岛的炮声一响起，潘柱就通知所有将要转移至上海的民主人士和文艺界人士在湾仔道联络站集合。
虽然住得比较分散，在隆隆的炮声中，大家一接到通知谁也不敢耽误，仅仅一个下午时间所有的民主人士和文艺界人士全部到齐。
目前联络站二楼摆着制衣厂的旧机器，三、四楼已住下了营救目标一百余人，潘柱与八路军办事处另一工作人员张淑琴假扮夫妻住一楼掩护。
傍晚，一伙日本兵突然冲进屋内，潘柱和张淑琴见状大惊，以为走漏了风声，日军前来搜捕抗日民主人士和文艺界人士。
但日军并没往楼上冲，其中一个腰挎指挥刀的大佐，趾高气扬地在房子前后匆匆看了一遍，然后站在屋里指手划脚叽哩哇啦一通，旁边一个汉奸翻译说：“皇军要在这里建立指挥部，你们通通搬到楼上去。”
不由分说，潘柱和张淑琴都被赶到楼上，床铺却不让搬。接着，日本兵又吆喝潘柱下楼搬沙包，在门口堆掩体。
潘柱是仅有的壮劳力，被迫去抬沙包，他趁机观察一下情况，看到日本人在屋外贴了一张通告：“香港占领之夕，司令部在此地，不得擅进。”下面还有“日军第230联队司令部，联队长林山一良”的落款。
真是冤家路窄，潘柱抬完沙包，赶紧上了二楼，好在一楼店铺上二楼制衣厂楼梯口有一道铁门，潘柱急忙将其锁上，并上三、四楼通知大家不要发出太大的响动。
晚上，躺在二楼地板上难以成眠，张淑琴悄悄对潘柱说：“半夜趁鬼子睡熟你从窗户用绳子溜下去，想办法去八办找领导汇报，可能需要特遣队来协助我们转移。”
外面枪炮声、马达的轰鸣声彻夜不息，因为有“日军第230联队司令部”的通告贴在屋外，联络站倒也清静。
楼下的日军第230联队联队长林山一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们即将要搜捕的抗日文化人士与民主人士就与他们共处一室。
听到潘柱的情况介绍，廖主任一下被这个意外的情况震惊了，湾仔道联络站的营救对象全部都是年龄偏大，社会影响力也大，日军最想得到的一批人。
现在日军第230联队司令部就在楼下，不是羊已经落入了虎口吗？他马上要长孙花衣返回西高山通知特遣队下山想办法立即营救。
长孙花衣想了想，说道：“鬼子的230联队已被我们打残，估计等援军一到便要撤出港岛去华南补充兵员和休整，他们在联络站应该不会呆很久，我想暂时不需要撤离。
我们可以把坏事想办法变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