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晚饭时，花有财拎了烟酒茶去拜望李允。李允正和乔氏及其四岁的儿子用餐，一见花有财，立即邀他入座喝酒。花有财说：“卑职是来请大队副去喝酒的，顺便向大队副汇报一件要事，不知大队副肯赏光否？”李允知道花有财是王文斌和松本身边的红人，不敢得罪，立马向乔氏说了几句话，就同花有财去了酒馆。
酒过三巡，花有财诡秘地说：“卑职的手下已探得‘夜行组’的下落，特地向你报告。”李允犯疑了，便说：“花中队怎么不直接向王大队长、松本司令说呢？”花有财极其认真地回道：“卑职就知道大队副有此一问。”
他向李允敬了一杯酒，似乎十二分坦诚地说，“大队副可知道松本想从各治安大队里抽出一些人，再招募一部分人，成立一个侦查大队？”李允答道：“略有耳闻，只不知是否真实。”花有财说：“王大队长昨日同卑职说，松本司令决定调他去任侦查大队长，卑职心想，这样一来，大队长非大队副莫属，于是卑职就想同大队副计划访实‘夜行组’的住址，再向松本司令报告，有了这件奇功，松本司令还不对你刮目相看？卑职也想借此向李大队长讨个大队副当当。”
李允说：“花中队直接向松本司令说，岂不更会取得松本司令的信任？说不定就直接指定你当大队长。”花有财说：“人们都以为卑职是松本的红人，其实松本总以为卑职新入治安队，建功太少，当中队长都难以服众，杭翻译对卑职说，王大队长调出，有可能从别处调个大队长去。卑职怕新来的大队长人不熟，不好服侍，哪有大队副任大队长好呢？所以这个情报卑职硬压着不报，而且也确实需要核实呢！”
李允的疑虑打消了，又怕调新大队长来，更想借此压一压王大队长的风头，好出一口平日积压的恶气，于是极其喜悦地说：“花中队真是个有心计的人哇！花中队打算要愚弟怎么做呢？”花有财就如此这般一说，李允沉思了一会，点头同意，一再嘱咐花有财不可有一点泄漏。花有财连说几声“当然”。
第二天一早，李允就悄悄带了两个心腹到城北十里桥客栈住下来，休息一个下午，准备晚上去北头村侦探。谁知一到村南老槐树下，就被十几个早已埋伏好的人突然围住捉拿了。
一个被人称作甄大哥的人，约莫四十几岁，审问了他们。李允老是说来寻找一个走失的孩子，姓甄的手起刀落砍掉他一个心腹的脑袋。姓甄的第二次再问，李允仍然坚持，姓甄的又砍掉了他另一个心腹。李允大骇，一切如实说了。姓甄的把他捆了起来，关进一间牛屋，派了四个人看守，说要四根金条才能放他，并将笔墨纸拿给他，要他写封信给老婆。他在信上写了他被绑架，要将四根金条于明日午夜放在十里桥北头村老槐树下赎他，过了明日午夜子时不见赎金，就要命在丧黄泉。为了活命，在信上一再恳求他老婆看在夫妻和孩子的份上，拿着他的信求见王文斌大队长，要好言求他设法相救。李允言辞恳切，写到伤心处，泪洒信纸。姓甄的拿走信后，就再也没照面了。
花有财于早晨七点钟就于治安大队门口守候着。他一见到李一杖，就问李允有没有看出什么破绽？李一杖说：“中队长放心，一切都是按计划进行的。属下找北头村姑表兄冒称甄思李，逼他写好信，将信交给了属下，属下今天起早送了来。”花有财大喜，夸了他几句，就拿着信去李允家见乔氏。路上，他拼命跑，弄得满头大汗。
乔氏一早就将孩子哄起来，穿好衣服。母子俩不吃不喝，呆坐在客厅里。花有财一敲门，乔氏应声开了门。她满以为是李允，一见是花有财，而且满脸汗水，气喘如牛，她大吃一惊，问他何故一早登门。花有财呼哧呼哧说不出话来，自倒了一杯冷茶咕了下去，将信递给读过三年私塾的乔氏，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喘气。
乔氏看完信哭了起来，问花有财怎么办，花有财摇头说：“我能怎么办，我已经急得个半死了。你还不赶快去求王大队长！这种事能拖得吗？”乔氏擦干眼泪，抱着孩子就要出门。花有财急说：“乔夫人，带着孩子怎么说话？我替你看孩子，你放心去吧！大队长该在办公室了。”乔氏拢了拢头发，就拿着信疾步出门。
乔氏推开虚掩的门，跨进办公室，见王文斌坐在桌前看报纸，她赶忙跪下去哭起来。王文斌故作吃惊，忙将乔氏扶起来，要她坐下来，连问何事。乔氏将信递给他，他看完信，连呼“糟糕！”接着，在办公室里来回走动着。乔氏哀哀哭着。猛然间，王文斌停了步问她：“你家里有金条吗？”乔氏迟疑了一下，说有两根。“那怎么行呢？”王文斌又走动起来，乔氏又啜泣起来。王文斌又突然停下步子，无奈地说：“救人要紧，我家里有几根金条，先在我家拿四根吧。”乔氏赶忙跪下来感谢，王文斌趁势抱她起来说：“该怎么谢我呢？”乔氏羞红了脸，她知道王文斌的心意，但为了丈夫，为了家，她只好说：“听大队长吩咐，要我怎么谢，我就怎么谢。”王文斌窃喜，几步跨到门边关上了门，然后将乔氏抱到办公桌对面新设的单人**上，猴急猴急地了却了几年来的心愿。
两人穿好衣服后，王文斌开了门，对乔氏说：“你回家吧，我马上把花中队找来，要他拿着金条带着人去办。明晚我提两瓶酒上你家给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