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7年8月到11月，中国军队在尚海与日本尚海派遣军已经进行了近三个月惨烈而胶着的战争。战事在日本第10军从杭州湾登陆之后急转直下，侧后被袭的中国守军全线撤退。在日军的迅猛追击下，中国军队的撤退变成了无比混乱的溃逃。中国统帅部此时深感事态严重，在17日和18日三次开会讨论楠京防御的问题。会议上多数将领认为部队亟需休整，而楠京在军事上无法防御，建议仅仅作象征性的抵抗，只有唐智以楠京是国家首都、孙中山陵寝所在，并且以为能够等到苏联以及国际观瞻和掩护部队后撤等理由，主张固守楠京。中国最高统帅蒋委员长期望保卫首都的作战对德国的外交调停有利的军事介入。出于内政和外交上的考虑，蒋最终采纳了唐智的建议，决定“短期固守”楠京1至2个月，于11月26日任命唐(阶级上将)为楠京卫戍军司令长官，负责楠京保卫战。副司令长则为罗英及刘行。
根据坚守楠京的决策，中国统帅部在12月初日军接近楠京城之前共调集了约13个师又15个团共10万余人（一说约15万人）的部队保卫楠京。这些部队中有很多单位刚刚经历了在尚海的苦战和之后的大溃退，人员严重缺编且士气相当低落，而新补充的数万士兵大多没有完成训练。为了防止部队私自过江撤退，唐智采取了背水死战的态度。他下令各部队把控制的船只交给司令部，又将下关至浦口的两艘渡轮撤往武汗，还命令第36师封锁从楠京城退往下关码头的唯一通道挹江门，这一“破釜沉舟”的命令给后来的悲剧性撤退埋下了隐患。
11月20日，中国政府正式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政府机关、学校纷纷迁往内地，很多市民也逃离了楠京。在6月有101.5万城乡居民的楠京市，到了12月初的常住人口据估计还有46.8万至56.8万人，这还不包括军人和从前方逃亡到楠京的难民。22日，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留在楠京的二十多位西方侨民成立了楠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他们提出在楠京城的西北部设立一个给平民躲避炮火的安全区。29日，楠京市市长宣布承认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并为安全区提供粮食、资金和警察。唐智还承诺将部队撤出安全区。12月5日，国际委员会收到日本政府模棱两可的回复，随即开始了安全区的工作。
日本原本打算在尚海附近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从而迫使中国政府屈服。然而，日本尚海派遣军在淞沪战场苦战三个月，受到了惨重的损失，日本决策层在是否直接进攻楠京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为顾虑苏联在北方的军事威胁，日军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等人主张“不扩大”战事。因此，11月7日东京将尚海派遣军与第10军临时编组为华中方面军的时候，将方面军的作战区域限制在苏州、嘉兴一线（即“制令线”）以东。而日军战地指挥官却强烈要求进攻楠京：15日，柳川平助的第10军无视参谋本部的命令，决定趁中国军队溃退“独断敢行”地“全力向南京追击”；22日，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鼓动参谋本部放弃“不扩大”方针，称“为了使事变迅速解决，乘现在敌人的劣势，必须攻占南京”。
1937年12月11日晚，身在重庆的蒋委员长通过顾祝同电告唐智“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后在他的办公室踱来踱去，他的儿子蒋井国站在办公桌边看着他的父亲。蒋委员长想到在楠京总统府大楼里的地下室还有两份绝密文件和一件镇国国宝——清朝乾隆皇帝的玉玺没有及时取出。两份绝密文件中一份是国军海军电台密码，一份是国军空军电台密码。这两份绝密文件虽然是副本，虽然藏在总统府的地下室，敌人一下子还发现不了，但如果这两份绝密文件落在敌人手里，那么国军海军和空军电台收发的电报内容将没有秘密可言，不但国军海军和空军很快就会面临全军覆没的后果，而且还可能会给国军陆军带来灭顶之灾，那么中国将可能会面临亡国的噩运，华夏五千年的历史将可能会止于此场抗日战争。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乾隆皇帝的玉玺是蒋委员长最喜欢的国宝之一，他在乘飞机离开时由于时间仓促和忙于战事，就忘了吩咐手下的警卫把玉玺和那两份文件取出来，带上飞机去重庆。为此他对档案局的王廷申局长大发雷霆，立马撤了王局长的职，把他关进大牢了。
他想到了上个月嘉奖过的复兴社女子小队，于是他神情凝重地对他的儿子蒋井国说：“井国，你打电话叫戴立来这里。”
“是，dad！”穿着中山装的蒋井国拿起电话拨打了复兴社负责人戴立：“戴先生，我是井国。委员长请你来他的办公室商量。”
“是！”戴立挂了电话后，驱车来到蒋介石几天前入住的官邸——从庆黄山——蒋委员长等刚到陪都重庆时在储奇门解放西路14号入住。从庆黄山的树木萧森、寒意袭人，这里不仅仅是蒋避暑的别墅，而且是他当年坐镇指挥抗日救亡的军事要地。蒋和宋美龄等人此时居住于此，所带将领及警卫总共不足百人，但防守极为严密，只有高层将领才知道他们住的具体位置，而为了不让周围的百姓走漏风声，蒋将其全都收纳为杂务工。
蒋介石的办公、居住地在云岫楼，位于园内一座陡峻的孤峰顶部，为一栋中西结合的三层木结构小楼。虽处于最顶端，却被粗壮的大树包围，拾级而上，不到最后一刻峰回路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