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五岁那年，从死人堆里爬出来，参加了桑田游击队校园全能高手。死人堆里，有我的父辈，也有日寇。漫山遍野都是血水，至今历历在目。这座山，叫做藏马山。藏马山上的杜鹃花，很美。
桑田游击队最早名为“桑东游击队第三支队”，是我党在黄河以北创建的红军队伍，和陕北红军并称为“北方两朵红花”。三支队人员众多、军容整齐、装备良好、战绩骄人，在桑田抗战史中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三支队创建伊始，就从日寇手中夺取了根据地，建立了民主政权，还筹建了著名的“北海银行”。根据中央决定，北海银行于四八年十二月与华北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建中国人民银行。从合并时的资本金总值和资产总量而言，北海银行是我国国家银行的最大一块奠基石。此外，还建立了兵工厂和被服厂，兵工厂能自制枪支弹药和小型迫击炮，被服厂能染制军装和子弹袋，保证了部队有良好装备和整齐军容。
根据地创办机关报刊《抗战日报》和《海涛》，帮助民众辩明时局形势，团结民众一致抗战，迅速掀起了全民性的抗日救亡热潮。《抗战日报》社后改编为《大众报》社，最终成为桑田省委机关报《大众日报》。这是我国报业史上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先后为其题词。
四二年冬，日寇五千余人在马石山一带扫荡，某班十位战士数次往返，冲破火网，安全救出群众一千余人后陷入重围。拼杀一整夜，全班只剩三人时，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与冲上来的日寇同归于尽，这就是“马石山十勇士”。类似还有“胶河八壮士”等普通战士英雄群体。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人口仅八百余万的桑东解放区，参军人数达五十万人，为新中国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桑东是我军二十七、三十一、三十二、四十一军等英雄部队的诞生地。至今，二十七、三十一、四十一集团军仍是我解放军序列中的重要作战力量。
桑东抗战，始终在我党正确领导下，红军各级干部先后进入桑东地区指挥作战。解放区也举办了多期政工干部训练班和军事干部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土生土长的军政骨干，后成为我军各级指挥员。同时，桑东地区民风彪悍，无畏牺牲，勇于保家卫国，敢于与来犯日寇拼死搏杀，也是桑东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
我十五岁是四〇年。那一年，日寇扫荡藏马山。在两架轰炸机先期轰炸的情况下，一个整编联队千余名日寇大举进犯，却遭到顽强抵抗，最终所剩无几。日寇受此重创，此后一直未能在平阳县形成有效统治。
抵抗力量是藏马山匪帮“大刀堂”，共有武装力量三百余，直接受其保护的家属及乡邻有两千余人，在藏马山躲避战乱的附近乡民多达数万。
大刀堂总瓢把子于家傲，时年二十一岁，不知其来历，拥有不世武功。大刀堂一众兄弟的武功战法，均经其指点。被日寇轰炸并围攻后，于家傲率领残存百余名兄弟，利用山势，凭手中一口大刀，与日寇展开殊死肉搏。日寇全副武装，人数更是大刀堂兄弟的近十倍。
来犯日寇大部被消灭，大刀堂兄弟也损失殆尽。于家傲多处中枪后，毅然带几个负伤兄弟摸进日寇指挥所，与日寇联队长九斤四两玉石俱焚。
残存日寇疯狂报复，把大刀堂家属村庄的老幼妇孺尽数屠杀，累积尸体三千余具。日寇连同伴尸体也未清理即仓惶逃窜。附近乡民事后将尸体收集，埋葬在变成废墟的原村址，形成一个方圆四五十米的大坟茔，从未有墓碑。
我父亲当时是大刀堂的伙夫，一个连鸡都没有杀过的老好人，当着我的面，用菜刀杀死了一个鬼子兵，随后被刺刀刺死。我的母亲、祖父母及全部亲人，均被日寇屠杀。
和我同样的小伙伴，共有三十六个，都是大刀堂兄弟们的子弟。我们都很崇拜总瓢把子，背地里喊他师父。师娘当时正怀孕，此役后不知所终。师父教我们武功，师娘教我们识字，更重要的是教我们做人的道理。德音在耳，铭刻于心。
此役，小伙伴们扛着比自己还高的大刀，与鬼子兵力战不怯，在砍死数名鬼子后与敌携亡。我劈死了三个鬼子兵，负伤倒地，侥幸未死。
参加革命队伍后，我离开藏马山，六十一年未曾返回。这次回乡，是因为看到一则广告，拍广告的人，正是我师父的孙子于根顺。于根顺现为藏马山风景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如果说师父为保藏马山平安而牺牲生命，于根顺则在带动藏马山父老乡亲共同致富。他们都是很纯粹的人。于根顺今年二十二岁，**员，极具乃祖父之风。
回乡的感觉就是，为抗日为革命付出生命代价的老区，仍旧很穷。幸而有于根顺这样的好干部，逐渐改变家乡的落后风貌。
令我喜出望外的是，我见到了活下来的两个小伙伴。一个叫马奋，参加了国民党部队，一生亲手格毙日寇三十余，官至少将师长，在台湾退役后经商，巨富，投资建设了以“大刀堂”命名的大酒店和沧海至藏马山的高速公路。另一个叫赵山虎，也参加了桑东游击队，历次战斗中格毙日寇二十余。游击队整编时，生性耿直的赵山虎脱离队伍，回藏马山务农一生，现为一小村庄村主任。
我从未说起过参加革命队伍以前的事情，但我觉得这也是抗战，也是为民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