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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晴珊这个名字，虽然素未谋面，但熟得跟住在隔壁的姑娘一样。
多好，这一生都有一个人这样念着你的名字，自己念不够，还要拿着大喇叭念给全世界听，生怕别人不知道——“柳晴珊，我喜欢你”
1999年，程枫25岁，柳晴珊也已经嫁作人妇，我觉得他未必对柳晴珊再有什么波澜，只是强调自己喜欢柳晴珊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成为一句话。
从16岁开始，说了9年，就算那句话是“我是猪”也能催眠到脑海里深信不疑。
当这种催眠变成习惯，“柳晴珊”不再是一个人，而是一种信念，每天早上睁开眼睛有了理由，努力有了方向，人生有了意义。
不管何时何地，那三个字像一句咒语，在心底念着就会浑身充满力气。就像高中时足球队的男生，把喜欢的女生名字缩写绣在球服后面，背在身上迎着风发足狂奔，好像从此可以所向披靡。
因为……喜欢上对的人，身上会发光
谁都发过光的吧，哪怕现在变老了，发福了，神情麻木了，没有梦想了，但一想到多年前发过光的自己，还是会傻傻地就露出会心微笑吧。
所以我们走进电影院，未必是来看程枫和柳晴珊的故事，我们不过是穿过这个黑暗的电影院去找寻曾经的自己。
我喜欢拍青春片的人，我喜欢唐谦这样的导演，他们都不甘心只用回忆抵抗余生，于是为自己造了一架时，铁证如山。
每当青春的乡愁又犯病时，拿出来看一次便是解药。
唐谦……他做到了
唐谦……为我们所有怀念青春，喜欢青春，拥有过美好青春的人做到了”
——《青春，是一种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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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我会感动到哭，其实没有；我以为看完电影后会细琢电影的细节，其实也没有。
看完电影，我无心回顾荧幕上掠过的精彩，因为只是纠结于电影勾起的青葱回忆。我的故事没有电影那般精彩，但并不妨碍我把自己的青春投射进去。
我的那些年，并没有同学上课打**，没有跟老师对抗而受罚，也没有被大声骂过“幼稚”或者“大傻蛋”……这些都是青春的专利，成年人的世界里不会有。
青春往往只由三个要素组成：公敌，异性，和看客。
因为没有了管束，便没有了公敌，结束了学业，只能被迫主动寻找人生的下一站，爱得不纯粹，因为顾忌着以后的漫漫长路，青春的目光不会很长远，背叛就背叛，天不会塌下来；懒就懒，反正现实还很遥远；爱就爱了，没有柴米油盐。
唐谦这部电影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能让每个人都在电影里找到自己的影子。与其评论唐谦导演出一部青春电影，不如说他是为了让每个人，都能够找回自己的青春。
与其说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胖子，倒不如说每个故事都有一帮兄弟，青春故事尤其。
我的故事里也有胖子；我的青春中也有电影中的“精诚五人帮”；我也曾为喜欢的女生做过幼稚的事情……
在我开始工作之前，也是我的青春结束之时，那个我为她做过幼稚事情的女生，我们分开了……
和程枫一样，我到最后还是没能把一段青春恋情带到成人世界。
不过，也是在步入社会之后，我才懂得青春的故事，大概也只能停留在青春的时期。
大学毕业之后，即使你仍然把自己当年轻人看待，这个社会也不会如此纵容。青春三要素，除了异性之外，公敌不见了，看客不重要了。现实的压力一步到位，把所有风花雪月的遐想挤压殆尽。
其实，青春不远，一部好电影便能把你带回。只是，现实更近，散场后我竟想不到谁能够了解我的心声。”
——《青春不远，现实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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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部电影正式在台湾上映之后，普通影迷和观众诸如此类对于电影的评价就从各种渠道流之而出，每个观众对于青春都有着自己想要表达和抒发的东西，结合着唐谦的电影，让整个台湾彻彻底底的来了一场青春大回顾。
之前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预料得到，唐谦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在影迷心中，在每一个观众心中，它的意义已经不再是一部单纯的电影了，而是成为了一种文化，一种每个人都追求过，都向往过的——“青春文化”
伴随着这股席卷全台湾的“青春文化”旋风，《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部青春电影的票房成绩更是让所有台湾电影从业人员惊叹，也让所有华语电影工作者眼羡不已。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上映第一天，台北院线全线飘红
由于电影之前的宣传工作已经深入人心，所以电影在上映之初，很多院线就已经出现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无票可售的尴尬局面。
国立台湾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台湾科技大学、国立成功大学……等很多台湾知名学府，在电影上映之初就预定了首映电影票，很多大学的大学生都是全系出动，包场观影。
除了大学生之外，台北的很多高中，也是预定电影票在首映的时候进行了包场观影，这都是因为《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部电影在映前宣传期深入校园的宣传活动做得十分到位，才取得了这样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