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泰认真分析了前三次姜瑞元征伐失败的原因，发现其失策主要在于把赤军看成与北洋军阀一样的军队。实际上赤军绝非乌合之众，而是一支不怕死，不受抚，不感恩，不惧威的真正“党军”。
它的最大不同是实行了政治治军，兵民一体，上下同心。因此必须采取新的策略才能剿灭。毕竟经过苏俄的赤化洗脑，并且赤军的一群军将也有着坚韧深沉的大才，赤军本身的生存能力非常顽强。
赤军既然靠政治起家，杨永泰就给它来个“政治剿匪”。因此这个“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奇策就新鲜出炉了。
在姜瑞元一筹莫展时，杨永泰派人呈递了一份“万言书”。这使得苦思良策的姜瑞元眼睛为之一亮，急切地打开信札读了起来。
杨永泰的“万言书”写道：“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先生对我知遇之恩，我当为先生为**肝脑涂地，在所不辞。近闻先生日夜殚心竭虑，思考如何扑灭红门问题，我随先生四年，深知先生为党为国至诚如斯。”
姜瑞元感佩杨永泰的忠心，在自己最困难时，还是杨永泰能体谅自己的甘苦。
他接着往下看，杨永泰陈述了自己对于灭赤的意见：“吾随先生出师，细观察江西诸地，渐觉红门不足为虑。所难之点为红门与匪区民众结为一家，两者合作，实为一严重问题。民众与红门结为一家，在吾于地方官吏风气日下，致使民众为红门所利用。而他于红门诸项方针政策，一富煽动性，二富实效性，较之吾地方官吏更有效力。欲扑灭红门，必须使用新的谋略。”
杨永泰的这几句话一下子说到姜瑞元的心坎上了，他急切地看了杨永泰面对这种局势提出的应对的“新策略”：
“我之所言新的谋略，意即剿共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所谓七分政治，在吾，则加强对匪区民众管理，加强对匪区民众宣传，澄清吏治，务使土豪恶霸横行乡里者灭绝。对贫穷困苦无孤者，给予救济，对匪区民众日常生活给予指导和帮助。”
“这样，渐使匪区民众日益脱离红门，不为红门所左右。为此目的，即灭赤也不愁也。所谓三分军事，在下大力于上述诸务中，然后派重兵对匪区红门实行严厉的围剿，务使除恶务尽，不留后患。同时对投诚者，要给予宽大和出路，实行先生之剿抚兼施。”
“吾认为，如实行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变军事灭赤为政治灭赤，不出一年，会初见成效。同时，于此次灭赤中，中央尚还须进一步执行削弱异已强干弱枝的削藩政策，以期围剿完后，红门既除，中央力量更为强大。”
这其实和华联削弱统治区域内赤化问题的手段大同小异，就是重视对农村地区的帮助和引导，避免他们全面倒向红门。政权真正难以控制的是边缘的乡村，在大城市里有驻军，工人反倒翻不出什么大浪来。
最怕的就是红门在边远地区发展军事力量，像蟑螂一样活下来，一旦你稍加忽视，就会泛滥成灾。
姜瑞元边读杨永泰的“万言书”，边点头称是。读完之后，他立即唤来侍卫官：“通知杨参议马上来见。”
不多时，杨永泰驱车来到。姜瑞元迎于门前，执礼相待：“君之长篇宏论我一口气拜读了。杨参议真乃我管仲、诸葛。前番参议一篇削藩策，使吾大受其益。今参议又一条‘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妙策，我想剿灭红门已为期不远了。杨参议真乃不可多得之士。姜某怠慢参议之处，万望海涵。”
经姜瑞元一番夸奖，杨永泰倍加受宠若惊。他知道自己真正飞黄腾达的日子到来了，以前虽然屡出奇计，但因为政学系关联，始终无法真正成为首席谋主。
此时的姜瑞元已经决定重用杨永泰。1932年4月，他到汉口主持鄂豫皖三省灭赤”军事会议，提升杨永泰为鄂豫皖“灭赤”司令部秘书长，令其随行前往武汉。
这样，杨永泰正式成为姜瑞元的帐前军师，**军之中的首席谋主。
5月21日，姜瑞元亲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同时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灭赤”军事会议，调集兵力进攻全国各地赤军，重点进攻红门鄂豫皖赤区和中央赤区。
6月18日，姜瑞元在庐山再度召开鄂豫皖湘赣五省军事会议。会上，他高声强调：“灭赤不能专靠武力，这次剿匪，要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这样杨永泰提出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被姜瑞元正式确定为新的剿匪方针。杨永泰的此次计策是一个非常毒辣的谋略。姜瑞元忠实地按照杨永泰的设计执行，立即在“围剿”鄂豫皖苏区中显示了威力。
就算没有张国焘的指挥错误，红门因为本身的先天性劣势，在政治上缺乏大义，始终无法适应姜瑞元的新策略。更是未能采取任何相应的应变措施，致使赤军被迫退出了鄂豫皖根据地，向西退去。
姜瑞元看到杨永泰的策略发生效力后，大喜过望，对杨永泰更加言听计从。他立即移营江西，全力“围剿”中央赤区。
1933年2月6日，姜瑞元亲任江西“灭赤”总司令。5月7日，他改行辕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任命杨永泰为南昌行营秘书长。
南昌行营全称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设于南昌中山路上的百花洲。它刚成立时，设办公厅和一、二、三、四厅。办公室主任为熊式辉个厅的厅长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