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另外一点，就是继续对红么左派进行围剿和灭杀，这些中国的毒瘤顽疾，只能是全部消灭，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和妥协校园全能高手。
而李宗仁已经率部攻入贵省，与薛岳所部争夺云贵高原的霸权。
赤军一进入贵州，贵州省主席兼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慌得不知如何是好，像天要塌下来似的。他四处打电报求救，恨不得中央军、湘军、华军都插上翅膀飞过来，岂料这完全是“引狼入室”。
贵州这地方，山高皇帝远。
自从2年唐继尧入黔、督黔以来，军阀割据，自成一统。此后，虽然贵州军阀内斗颇烈，派系倾轧，但是总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1932年4月，身材魁梧的王家烈在用武力征服了前任军阀毛光翔之后，成为“黔霸天”。
王家烈所部在西南四省军阀中力量比较薄弱，所部号称五个师，其中犹国才、蒋在珍、侯之担三个师均割据一方，名义上归二十五军，实际上王指挥不了。王所能掌握的只有何知重、柏辉章的两个师。
当时，赤军和黔军的战略态势是：赤军的意图是从黔东南直趋黔西北，渡过乌江，占领遵义，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王家烈的打算是，避开赤军兵锋，减少兵力消耗，守左阳。
乌江，又称黔江，是贵州最大的河流，流急浪高，一泻千里，比湘江要险峻得多。负责守乌江的黔军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声言：“乌江素称天险，红军远征，长途跋涉，疲惫之师，必难飞渡。红军或不至于冒险来攻乌江，可能另走其他路线。”
在西南这一块，贵州是最薄弱的一块，谁都想伸足进去，所以用不着王家烈求救，本来在自家门口打红军不大积极的广东陈济棠、广西李宗仁突然‘积极‘起来，纷纷向中央发电报，要求率部进入黔地。
**军统帅姜瑞元自然不傻，他早已看上了贵州这块肥肉。他对秘书陈布雷说：“川、滇、黔三树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为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借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借口。今后只要我们政治、军事、人事、经济调配适宜，也可造成统一局面。”
但是看上云、贵、川三省之地的并非只有**军，华军对于这几个生产钨、锑和稀土等重要战略资源的省份，同样垂涎欲滴。
姜瑞元委婉谢绝了陈济棠的想要插手其中的“好意”，而对于近在咫尺的华军第三方面军李宗仁所部，也只同意其部属廖磊率两个师进去。
他现在唯一相信的只是薛岳的中央军，命令他们不要只顾尾追赤军，先控制十贵阳再说。
而薛岳对此也是心知肚明，迅速命令部队奔赴贵阳。
这时，湘省主席何键心中也有自己的“小九九”，湘西的赤二和赤六军团为策应中央赤军，进占常德一带，威胁岳阳、长沙。
何健的湘军主力大都在湘南堵截中央赤军，急需调兵对付赤二和赤六军团。另一边，他也担心湘军主力一旦离开湘地、进入贵州，就会接受中央军的领导，失去对其的控制。
就算此时湘军早已名存实亡，没有根基可言，但何健始终还是不死心，不愿意轻易放弃手中掌握着的兵权。
因此，他与薛岳商量，将追剿军一分为二，由他和薛岳各任第一、二路追剿军司令；他负责对付赤二和赤六军团，防止其与中央赤军会合，薛岳负责长追中央赤军进贵州。
薛岳早就不想接受何键的领导，只是装作略微迟疑，也就答应了这个建议。
因此1934年12月22日，薛岳才率其中央军八个师及湘军刘建绪部四个师跟着赤军进入贵州，经晃县、玉屏、施秉、黄平、镇远等地追击。赤军则走余庆、瓮江、息烽，渡乌江至遵义而桐梓。
正是数九腊月，遍地冰霜。
虽然早闻贵州是“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但这里道路崎岖和贫困状况还是让薛岳倍感意外。
四处都是只长石头不生草木的石山，山道崎岖，很少见到公路，山民的房子大都是泥棚房或茅屋。
当地人很少种水稻，种的大部分是玉米和鸦片，尤其是过少数民族地区，百姓衣不蔽体，很多妇女因没有衣穿，躲在房里不敢出来。
薛岳部队从江西一路追来，并没有与赤军有正面交锋，只是前卫部队在镇远一带，偶尔和殿后的红五军团相互接触几下，其余全部是送行到贵州的。
用薛岳官兵自嘲的话说就是：“一路送行到贵阳，拾马屎，拾烂草鞋，拾到乌江，追，追，追死自己为止”
赤军的主将也是调皮，在沿途写下不少标语，如“有劳远送了”、“活捉王家烈，拖死中央军”等等，确实狠狠打击了薛岳所部官兵的军心士气。
在长追途中，薛岳部队虽未与赤军作过战，但人马实力因沿途逃亡、疾病、落伍已减去大半，现如今经过这天下难寻的穷地方，更是士气低落。
悲贯战的情绪弥漫全军，低层官兵普遍认为这样追下去，不在战场上打死，在路上拖也要拖死。因而，逃跑的士兵也不少，在四军，连队人数多的七八十人，少的只有四五十人。
要知道，一开始从江西出发时每连可是都有120人左右
周浑元纵队的情况，大致也与吴奇伟纵队差不多。
因为瑞金失守，赤军剩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