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告民众书》发表前后的一两天内，朝天宫“全体动员”，“发动舆论”，全国性的“赴难讨逆”浪潮，像狂风暴雨一般地席卷起来。
12月14日，武汉戒严，干国勋掩耳盗铃地发动了无数“民众团体”集会请愿，要求即刻讨伐西安。十余个复兴社小组组成“救国赴难团”，决定自费前往西安，一时从者如云校园全能高手。规模之大导致了当日火车站秩序混乱，快车晚点达三个多小时。
同日，刘咏尧抵达福州，宣介溪抵达芜湖，刘健群在广州活动，任觉五在成都活动，一个个集会、一封封电报，在他们的策动下都变成了民众呼吁“讨伐”的声音。
以芜湖为例，芜湖当时公私学校仅8所，师生数千人，但14日几千人全部参加集会，在朔风烈烈中集合芜中操场，开联合会议达3小时之久。一致要求南京出兵夷平西安叛军。
16日，就是《敬告民众书》发表的次日，民国历史上最大的请愿浪潮在南京卷起。这一天，500余名下级军官通电“讨伐”，海军“全体官兵”通电讨伐，南京体育联合会、妇女联合会、回教公会通电讨伐，南京217家报社、杂志社通电……
南京数万童子军组织了“讨逆服务团”，党国的教育机器被全面启动，从这个被蓝衣社控制得最深的组织开始，成千上万的机关、团体、学校，号称百万之众，一同筹备南京“讨张靖难大会”。
风潮在短短的一天里，一波接一波地冲击着聚集在兑桥的大人物。这些大人物或别有用心，或难得糊涂，他们在当晚的会议上，纷纷以民意代表自居，认为和谈是逆流，南京应毫不手软，夷平西安连同姜瑞元也在所不惜
这一天午后，兑桥单方面地撕毁了对宋美龄的许诺。他们推盐应钦为讨逆总司令，并命令已挺进至华阴县的桂永清教导总队，担任陇海线的正面攻击军，胡宗南一部、关麟征全师协同作战，三面夹击西安。
“讨伐”短暂地成为主流了。同时，贺衷寒利用他兼任的新闻检查总局局长身份，严令各检查单位，从17日起，不许任何报刊鼓吹和解。违者可以“异党疑犯”名义，逮捕入狱。
除了孤独的宋美龄和她的内亲外戚，南京听不到任何“和谈”论调了。这些讨伐浪潮的策动者之所以可以如此行事，还是赤化狂热体制天然的权力弊端。力行社之主张武力讨乱，其组织能动员实际的武力、舆论和群众，是其主张之后盾。”
也是这一夜，贺衷寒炮制、导演的讨伐大戏，在南京炮标礼堂达到了顶峰。
这一夜，按照贺衷寒的安排，在南京的近二千名蓝衣社军官，以一种肃穆、沉痛的表情步入炮标大礼堂。他们严严实实地穿着军装，但这又是开天辟地的荒唐一幕。
一些人的军帽底下，垂着白色布带；更多的人或在腰间、或在臂上扎着白布。在一大片灰色、烟黄色的将校制服中，一小片一小片的白色显得异常醒目。
白色映衬着弧顶墙面上的硕大的姜瑞元半身像，它把威严的礼堂装扮成一个灵堂，使军装成为孝服。贺衷寒挺身而上讲台，满脸疲惫，眼中满是泪水。他双眼略显低沉地环视过一排一排的军人后，开始了简短、有力的讨伐动员。
动员只进行了短短的三五分钟，接着，贺衷寒领着与会者喊起了誓师口号：“武装起来、开赴潼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
2000个军人的喉咙，几乎使口号声冲破了屋顶。动员结束后，校尉军官步出炮标礼堂，随时待命。300余名将官则在贺衷寒、邓文仪的主持下，使白衣誓师变成为一个军事部署会议。
其第一个安排，就是命令洛阳飞机于次日清晨出动，轰炸西安。
第二个安排命令桂永清等部以民国无可匹敌的火力，摧毁一切敌对防线，使装甲战车直抵西安的灰色城墙。
第三个安排，则是对何应钦进行“逼宫”。贺衷寒携带300余人的联名要求函，前往兑桥，要求以刚刚从南京各个角落冒出来的“失业同学”为骨干，组建编制为3个甲等师的讨逆军，由贺衷寒亲任军长。
作出这三个安排后，贺衷寒迈步走出礼堂，一步步地走下台阶。
所谓“白衣誓师”，是蓝衣社在日暮途穷之际的一场大戏。它为的是向南京展示自己的气魄、实力，以达到“不战屈人之兵”的目的。
当天深夜，从炮标礼堂匆匆赶到朝天宫的贺衷寒、邓文仪，紧急邀约陈立夫。他们代表蓝衣社向陈立夫提议，为“安定社会、应付急变”，团“应该”专管党务方面，军队与社会、青年由蓝衣社负责。
但陈立夫并不愚蠢至此，他对此事未作任何回答。
紧接着，在何应钦那里，这两个人也碰了一鼻子灰。当贺衷寒向何应钦要一个军的讨逆部队时，何应钦当面责备他是火中取栗。
白衣誓师不过是党内一群野心家的坐地分赃，目的还是在于要瓜分部队军权，这些明目张胆的举动，使南京官场开始众口一声地认为，贺衷寒胸怀异志，有当董卓的野心。
这件事也恍若一瓢冷水，浇在了何应钦的头上。何应钦的主战决心渐渐动摇了。主战气焰在它达到最旺盛的当天晚上，就开始缓慢地熄灭。
几个月后，美国驻华大使詹姆生曾向国务院递交一份备忘录，记载了当时在南京的一些外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