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医中，很多种“气”都被列为疾病的根源，例如“寒气”、“湿气”、“火气”、“浊气”、“燥气”等等，例如寒气侵体易患风寒，湿气侵体易患“骨痹*”诸如此类，郑碧隐认为，“怨气”作为一种阴浊之气，就如同其他那些乱七八糟的“气”一样，也会对人体产生影响，且影响要远大于其他诸类。以当时的医疗水平与人们的认识程度，能做出如此判断可以说实属不易，但美中不足的是，在莱芜的“万煞劫”事件中，郑碧隐仅是对此个案进行了处理，并未利用这次宝贵的临床机会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致使人们对万煞劫的认识直至今日也仅是停留在“怨气侵体”的范畴。
以郑碧隐的理论，既然万煞劫的致病机理更倾向于医学，那么最简单的方法便是服“药”，然而这种“药”与常规的“药”完全不一样，在当时，郑碧隐将怨气分为金、木、水、火、土五大类，而导致老百姓遭殃的怨气，很可能是因为“万人坑”中的兵士不能“入土为安”所致，万人坑是被洪水冲开的，所以此怨当属“水怨”，五行之中土克水，故应以“土”为措平息此怨，遂发动民夫掩埋尸坑，之后又让患者取檐下之土食之，果然系数痊愈，至此，“万煞劫”这种现象便不再单纯局限于道术范畴，也加入了一些医学的机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便是导致万煞劫的怨气绝非一人之怨：只有大量怨气聚集到一个人身上，超过人体所能耐受的临界点时，才有形成“万煞劫”的可能。
实际上，万煞劫的成因并不是固定的，就像那个郑碧隐所说的，至少分为金木水火土五种。然而，郑碧隐的认识毕竟很有限，碰到的病例也只有一次，郑碧隐之后，有很多实例都证明，怨气的种类远不止金木水火土这五种，但却没有明确的诊断方法，因为只要害上那个东西，症状都差不多，‘水怨’跟‘火怨’的万煞劫，从表面上看都一个德行，病人又不能说话，所以如果不确定究竟是什么‘怨’所致，就只能像吕仙龙那样，照着几年几十年的治！就像那个‘曹三代’，那个能耐的人都没辙，必须要抬到四川去治！而究竟是怎么治的也不知道，万煞劫，谁染上，就嘱咐家里人安排后事，这个东西现在弄不了了……！
唐高宗李治（628－683年），中国唐朝第三任皇帝（649—683年在位），字为善，唐太宗李世民第九子，其母为文德顺圣皇后长孙氏，为嫡三子。贞观五年（631年）封为晋王，后因唐太宗的嫡长子皇太子李承乾与嫡次子魏王李泰相继被废，他才于贞观十七年（643年）被册立为皇太子。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即位于长安太极殿，开创了有贞观遗风的永徽之治。唐代的版图，以高宗时为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一说里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维持了32年。李治在位三十四年，于弘道元年（683年）驾崩，年五十五岁，葬于乾陵，庙号高宗，谥号天皇大帝。
传统史家认为唐高宗碌碌无为。但事实上，唐太宗末年的辽东战役已使“贞观之治”出现危机，高宗刚登基的永徽四年（653年），江浙一带就爆发了陈硕真领导的农民起义，阶级矛盾再次尖锐。
高宗未及正式登基即下令：“罢辽东之役及诸土木之功”，永徽二年九月下令所占百姓田宅还给百姓。高宗有知人之明，他身边诸多贤臣如：辛茂将、卢承庆、许圉师、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戴至、张文瓘、魏元忠等人大多是自己亲自提拔，其中韦思谦曾受褚遂良打击，杜正伦被李世民冷落。他在位前期，唐代的领土最大，有的史书称为“永徽之治”。
起初，他在还是太子的时候，就与身为太宗才人的武则天有染；太宗崩后，武则天出家，高宗又把她接回宫中为昭仪。李治的皇后本来不是武则天，是王氏，后因为与萧淑妃争宠，引入武氏，最后两人皆被武氏反食，斩去四肢，泡入酒内；武则天称之“骨醉”。于是武则天被册封为皇后。但是武后并不为高宗母舅的长孙无忌等关陇贵族集团所容，武后遂设法除去她的敌人。高宗因武后慢慢有主导政局的趋势，一度有废后的打算，未料计划被武后得知，事情遂作罢，但是协助高宗拟诏的上官仪则遭灭门。这件事情过后，高宗再也无由压制武后，后来又因眼疾问题，使得主政权完全操纵于武后手中。唐高宗曾在皇后的建议下使用“天皇”称号，与“天后”武则天并称二圣。
李治本性仁慈、低调、俭朴，不喜兴土木，不信方士长生之术，不喜游猎，却也无大志，与四兄李泰争太子位时，也曾流泪哭泣。所以，唐高宗不是个事事称职的好皇帝，但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好人。高宗后期的治世，有赖武则天执掌朝政。
根据史书记载，李治长期有头痛与眼疾，到晚年，眼睛几乎全盲，曾请御医秦鸣鹤（据考证来自东罗马帝国）医治，秦鸣鹤主张对脑针灸，武则天坐在幕帘后面大怒，认为要刺杀皇帝，李治在情急下则认为不妨一试，短时间内果真有效，但最后仍无法根治。
唐高宗时，朝鲜半岛分成三国：高句丽、百济和新罗。六年，高句丽与百济联军攻新罗，新罗遣使乞援
于唐，高宗遂先后派兵出击高句丽和百济。至龙朔三年(663年)，唐大将刘仁轨大败援助百济的倭国军于白江口，破百济，其国王奔高句丽。总章元年(6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