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太祖朱元璋驾崩，惠宗朱允炆登基并钦定改元年号为“建文”，一个洪武，一个建文，从年号便不难看出，比起太祖朱元璋“乱世用重典”的一刀切策略，朱允炆的执政方针似乎更偏重于“以德服人”。
果不其然，朱允炆登基后发布的第一道政令，便是将那些摆在衙门中展览的“贪官标本”都找地方弄走，原因是其年少时虽曾随按察使刘影章在民间见过这种源于“剥皮实草”的贪官标本，说实话，实在是太恶心人了，以至于即位后啥都没干呢便先想着撤掉这些标本，建文么，顾名思义就是要建立一个斯文的政府、斯文的朝廷，斯文的朝廷怎么能把这么恶心的东西到处乱放呢？
在处理赵金舟的“尸皮”时，负责此事的一个推官本是吩咐衙役将其埋回那个“八贼冢”，可是时隔二十多年，加之当初挖“八贼冢”的时候图省事儿也没立坟头，只是立了个木牌子，此时早就寻之不见了，摊上这事的衙役本就嫌晦气，便就地挖了个坑，随随便便把“尸皮”埋在了龙虎岗的外围，结果当天晚上，埋尸皮的三个衙役连带负责赶车的车老板悉数猝死，经仵作验尸，此四人的死因如出一辙皆为心疼病猝发，按现代的说法就是心肌梗死，一时间街头巷尾自然是风言风语四起，说是赵金舟冤魂不散恶鬼索命，当时的知府雷钟礼也曾经请过一帮和尚老道诵经做法，不过说句实话，这种漫无目的的诵经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稍懂道法的人就不难看出，以当时的情形而言，最应当采取的措施应该是尽快找到八坟冢的所在地，挖出赵金舟的尸身去与其尸皮合葬，先行超度后再与之亲属并葬，之后再行超度，以“尸找皮”的顺序方可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平息恶鬼的怨气从而进一步超度做法，但知府雷钟礼找僧道诵经做法的初衷仅仅是息事宁人稳定民心，至于什么怨气不怨气、恶鬼不恶鬼的，你再能闹也只不过是在龙虎岗闹，关我鸟事？
当时也曾有过几个做法的道士提醒雷钟礼，光这么念经等同于浪费纳税人的钱，想除根治本必须要寻尸超度，但却被雷钟礼误会为这几个道士想夸大事实多挣钱，还差点因此动刑，其他僧道一见这阵势，便也只好象征性的做完了这场毫无意义的法事拿钱走人，以至于错过了最佳的超度时期，为后世的祸患埋下了伏笔。
光阴似箭，四年的时间转瞬即逝，建文三年（1402年），朱棣率兵攻入应天府，惠宗皇帝朱允炆失踪的消息一时间传遍了大江南北，对于这件事，老百姓听说归听说，感觉上却是麻木的很，大部分人都认为这和乡下人家兄弟闹分家打架没什么区别，都是你老朱家的江山，谁当皇帝关我鸟事？一时间除了几个贤臣贞官曾为朱允炆鸣过几声不平，还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悉数处置之外，便没再掀起什么波澜。
有道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一任新官换一群。这一年，知府雷钟礼告病还乡，新任知府张文庸到任襄阳，有意换掉通判*李光，本来新官上任，提拔亲信、收招旧部这些动作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换做旁人，换了也就换了，胳膊毕竟拗不过大腿，但作为李光而言却决不能被换掉，首先，通判是个肥差，油水足的很，其次，在任多年间，由其是自朱允炆继位实行宽松政策、朝廷反贪力度大幅削减之后，这李光连贪污带受贿正经捞了不少，受贿的钱也便罢了，但贪污的银钱早已是冰冻三尺，好几年的聚沙成塔，这个大窟窿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堵上的，一旦自己被换掉，这天大的亏空瞬间便会大白天下，虽说此时的律法比起洪武年已经宽松了不少，但砍两次脑袋基本上也够了，屡次向张文庸献媚未果后，这李光便起了杀心，想趁着张文庸尚未对自己动手之际想办法将其除掉。
说实在的，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李光来说，定一个杀人的目标并不难，关键在于实施，张文庸可是朝廷命官，想雇佣一般的强盗响马去行刺吧，风险实在太大，一旦刺客被抓住把自己咬出来可就是诛九族刨祖坟的罪过，想自己动手下个毒吧，这张文庸却又时时的疏远自己，压根就没有机会，就在这李光一筹莫展的时候，襄阳城忽然出了一起离奇的连环命案，整个案件的前因后果只能以“匪夷所思”四个字来形容，命案的发生，让原本只能坐以待毙的李光陡然燃起了希望之火。
襄阳城内有一个靠贩私盐起家的暴发户叫张聪，倒退十年也是个三顿饭两顿啃玉米棒子的主儿，近几年手头有了俩钱，便寻思着迁祖坟修新墓光宗耀祖，张聪的祖上三代都是贫下中农，以前都葬在龙虎岗，结果等坟迁完没多久，张聪家里便出了命案。
迁坟之前，这张聪曾纳了一房小妾叫曾善儿，与张聪的原配妻子梁氏素来不和，梁氏有个弟弟叫梁钟宝，是个混混，一天到晚琢磨着报复曾善儿，而就在张聪迁坟之后不久，曾善儿便莫名其妙的死在了屋门口，而就在暴毙的前一天晚上，还曾与张聪行房，这张聪早晨一出门发现小妾死在了门口，吓得差点尿在当场，经仵作验尸，曾善儿系死于锁颈，说白了就是被人活活掐死的。
新任知府张文庸是个不信邪的人，压根就没往什么歪门邪道上想，对张聪的家庭关系大略了解了一下便断定是梁氏怂恿其弟杀死了曾善儿，二话不说便将梁氏姐弟押到大堂施以重刑，拷打无果后便暂时打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