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出道的小哥会问老前辈，做什么买卖最赚钱啊？厚道的老哥会说你得先读书；不厚道的就不一样了，拿出一本《刑法》，然后说：自己翻去。
当然了，本质都一样，都是读书。
作为曾经的“正义使者”，孙师兄对于捞钱门路也是很清楚很明白的，只是他待遇高福利好，没必要折腾这个。凭借职权带来的好处，这么些年，攒个万把亩地也没什么难的。
更何况还有个张师弟，师出同门就是有这个好处了，也别管是不是一起在老师底下弹棉花还是弹弹珠不是？
“‘东海金’回报相当丰厚啊，加上现在倭奴涨价，海贼群起，也是利益使然。”张德感慨一声，对孙师兄的《海贼法典》也是心中有数。掌控三大船团的他自然是不用担心什么，已知文明世界的最强海上力量，就是三大船团。
但武汉不是“忠义社”的武汉，也不是他张德的武汉，当然也不是李皇帝的武汉。涉及到的人太多，有些皇家贵胄，有些贫贱微末，但上了船下了海，那就不看身份看技术。
都下海了，你家世再牛逼，也得靠技术活好要么靠颜值身材才能混饭不是？
国朝法律说“蓄奴”是违法的，不但违反了市场经济规律，也违反了精神文明建设，更对李董的光辉形象抹了黑。
可现在什么新罗婢、倭奴、海角奴、契丹奴……大行其道，尽管都作了包装，可讲到底，还是“违法”。
哪儿那么多“战俘”？
于是这时候光靠涂脂抹粉，那是绝对不行了。到时候你出去一船丝绸，回来一船倭奴，怎么解释呢？老子卖丝绸的时候正好奉旨打了一场局部战斗，然后俘获敌军xx人？
很有道理嘛。
于是就照这个道理做下去，既然是违法了，老子就给他做成合法的，不就行了？
再说了，又不是武汉开的头，有问题找李董去啊，有能耐找马经理去啊。
孙师兄的意思很简单，非华润系的武汉船只，都可以照着这个路数去做。皇帝老子既然敢发“两证”，武汉响应中央政策，搞个扩大化怎么了？我地方法律法规的建设也是要摸着中央……摸着石头过河嘛。
“一句话，‘化外蛮夷’不算人，此事便算妥帖。”孙伏伽针对“蓄奴”这个词，小小地进行了诡辩。但按照大唐的精神文明建设，加上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的认可，他们身心上都有别于那些“久慕天华”的番邦之人。
当代的长安少年，在学堂里混了几年之后，其身份认同的方式很简单很粗暴，尤其是面对胡人：我是唐人我牛逼。
这种潮流一旦兴起，就能把控。因为老张这一代的“长安少年”，最次也是寒门，而且哪怕是寒门，也是老张这种江阴土豪朝中有人的“寒门”。
但现在的长安少年其群体扩大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明确有“中国”“唐人”“汉家”概念的，已经从贵族、世族，进入到了农工商群体之中。
哪怕这个“农”是大农场主，或者最少也是三百亩良田当过兵受过赏的老卒；这个“工”可能是钓鱼台工坊、大河工坊、西秦社作业坊甚至旧时军器监中的工头；这个“商”可能是大中小贵族的白手套，或者白手起家借鸡生蛋的豪强。
天下不只是有“长安少年”，还有“洛阳少年”“杭州少年”“广州少年”，在贞观二十年的当下，他们逐渐都有了“我是谁”“我是什么人”的明确概念。
这并非只是简单粗暴的自豪感，什么我中国富有天天下如何如何，并非简单只有这些。而是从这个基础上延伸出来的利益，因为我是唐人，因为中国富有天下，所以我作为中国之人，当然可以从中国外拿点好处……
而孙师兄这个法律工作者干的事情，就是把这个行径“合法化”。
武汉的民间散船到了海外，船上没人另当别论，这要是有人有刀船舱还空了，这拿点东西，应该也没什么大问题吧。
当然了，遇上同行也来“拿”，这就要看各自实力来决定“拿”多少。
皇帝只是针对东海，派发了两证，但孙师兄很清楚武汉的触手从来不只是在东海，于是搞个扩大化，响应中央号召，绝对受武汉中低层的欢迎。
“师兄，那关于出海之船的船老大，可要另授职权？”
“这个简单，武汉穷困，恐受灾荒，观察使府征发民夫，外出运粮即可。”
“民夫？”
“地方白役还不是随便勾一笔的事情，到了船上，哪里出的船，受哪里的管。船主出海就当是服个力役，合情合理。”
至于地方官府有没有给配个正当防卫用的横刀、牛角弓，那是地方官府的事情，有钱的多招人多配，没钱的玩命就是。
如今衍生出来的几条东海黄金白银贸易线，使得“淘金客”都相当的疯狂，此起彼伏的东海大豪小豪在那里混战“黑吃黑”，可以说相当的混乱。
但只要“两证”在手，那怕个屁，只要没抓现行，靠岸给皇帝老子上贡，还不是生活乐无边？
再如何黑暗的勾当，只要披上合法的外衣，那么愿意突破人类道德下限之辈，可以说是多如牛毛。
法律是道德下限，但是巧了，法律居然是能修改的哈。
一个完美的逻辑诞生了：错的不是我，不是我的道德修养降低了，而是社会的错，社会的法律改了，我也很为难啊。
社会社会……
孙师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