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有类“分封”，那是绝对不为过。
国朝体制之下，对于海外新土不可能像对待中原那样看重。自汉以来的顶级精英，对于直接统治一块地区的需求，是有很清晰看法的。如果直接统治的投入成本远大于产出，那么，就不必直接统治，而是简介统治甚至只是影响。
典型就是漠南漠北，直接统治的回报率为零，对古典时代的帝国来说，直接统治就是个无底洞，半点产出都不会有
所以不管汉朝以来，主要工作就是在草原搞分化，或者说扶持代理人。
同样的，面对现在的“河中地”“天竺地”以及过去的扶桑、朝鲜道、苍龙道南北，也都是属于直接统治意愿不高的地区。
但伴随着人口密度增长，以及利益产出的极大提升，直接统治就有了经济人口基础。于是也就出现了类似“广交会”扶持地方代理人，乃至扶持地方小邦傀儡国主的现象。
利益使然，很正常的事情。
而“广交会”这种行径，就正如李奉诫所说的那样，有类“分封”。
因为广州、交州的地方势力，等于说掌控了一个海外邦国，一应制度都是健全的，除了一个傀儡国主之外，剩下的一切，都是由“广交会”把控。
对冯氏、冼氏、李氏而言，这是长久的基业，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利润。
南海、苍龙道可以这么搞，“天竺地”地域广大，又邦国林立，再加上摄入其中的敦煌宫军头多不胜数，自然也可以这么搞，而且规模还可以比苍龙道还要大。
最最重要的一点，海外新土按照现行政策，税赋极低。
大贵族不但不要缴税，理论上还是从别人那里抽税的。
仅此一项，就足够让大贵族拿出一部分的资源去投资海外新土。
举族搬迁的可能性不大，但分化出一支两支，则是毫无压力。
比如现在的广州冯氏，其根脚，其实是渤海冯氏，两地相去一万里，但冯氏的的确确在南方扎根下来，还做成了地方大族。
帝国高层的大贵族，需要分化出来的资源，可能只有整个家族的百分之一，但百分之一的资源，在海外也已经是相当恐怖的能量。
像侯君集这样的贞观新贵，手指缝随便漏一点出来，漏个几万贯、几百丁口出去，根本是不费吹灰之力。
但几万贯、几百丁口，在海外已经可以称作小邦。裹挟土著仆从的话，最少可以扩张为“胜兵千人”的中等国家。
而侯君集这样的贞观新贵，国朝有几十上百个。至于在野大族，除去已经覆灭的二崔一卢，依然还有七八十家。
这七八十家任意一家，分个十分之一的人口出来，就是万人规模。抛开各种变量因素，这样的万人，层层裹挟的话，规模比传统的西域大国还要强得多，可以做到“胜兵两千”甚至“胜兵一万”。
只是这些都是理想状态，正常而言，远离中原，就等同于“流放”。只是以往由中央政府执行，现在变成了大贵族豪门来执行，甚至可能是“自我流放”。
“诱之以利，也不是那般容易啊。”
“也没那么难。”
李奉诫和张德眼中的地方豪族，特点都是非常的鲜明。指望老世族拔一毛而利天下，难如登天。同样的，为一己之私而灭天下，他们也是屁颠屁颠半点压力都没有。
“兄长可有计策？”
“香料价格炒高即可。”
对于东南豪族，老张实在是太熟悉了。这十几二十年下来，武汉面对的东南炒家不知道有多少。
没有东南豪族不敢碰触的商品，畏惧……不存在的。
粮食、布匹、灰糖、白糖、陶器、漆器、高档家具、名贵木料等等等等，甚至盐也被炒过。
官盐的确是价格稳定，可南方一旦进入了雨季，个别地区涝灾严重，这时候管你什么官盐不官盐，市场上流动的，全是私盐。
一石私盐五十斤沙，价钱拉高到官盐的价钱不说，还有价无市……
而这种时候，官方为了赈灾，往往都是优先考虑粮食物资，总的食盐市场，拉高再多也没有多少钱。
但对东南豪族这些炒家来说，一个县几千贯，十个县就是几万贯。东南雨季到来之后，万一碰上内涝、山洪，规模一般都不会太小。航运受损的话，可能波及的就是数州之地，那就是几十个县、军寨、市镇。
除了这些地方，山中还有獠寨，还有山越遗民，这些大大小小的寨子、村落，加起来也有几十万人口。
时机要是把握的好，这几十万人口带来的利润，也有几万贯。
因为山民大多都是用山货、干货、皮子、木材、人口来交易，实物交易对小商贩来说比较头疼，但对东南豪门而言，这就是比现金还要好的好东西。
举凡大族居住的地方，往往都是有轻微的通货膨胀……
所以说，老张说炒高香料价格，倒也不是随口一说。而是海上贸易线中，天竺这一条贸易路线，不管是丝路还是海路，香料、调味料都是重头高利润。
而且国朝大城市的高端消费，早就下放到了“寒门”或者说市民阶层，这个总的市场规模，相当的庞大。
东南豪族并非没有挑战过武汉，只是炒作物价，拼的就是实力。东南豪门联合起来，总的资本不如武汉，这才不敢造次。
反过来讲，如果武汉先行放手某个物资，那么东南豪族，就会毫不犹豫地把价钱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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