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轩和赛珍珠就在人群中，周围还有不少在南京的西方人和西方记者。
进来的中国青年一边发传单，一边用中文高喊：中国不欢迎泰戈尔，你还是回去吧。
他们很激动，以为自己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只要赶走了泰戈尔，中国就不会受到东方传统文化的毒害，就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强大起来，一切都是泰戈尔的错。
所以，就算是被人阻拦，他们仍然要大声呼喊，因为他们代表着正义。
林子轩不由得想起了一年前爱因斯坦在上海的情形，上海的青年学生对爱因斯坦推崇备至，把爱因斯坦当成导师和上帝。
他们以为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爱因斯坦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
但爱因斯坦根本不愿意和他们谈论科学的话题，因为爱因斯坦认为中国人听不懂他的理论，他甚至没有在中国讲学的兴趣。
泰戈尔专门来到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宣传他的思想，却遭到了中国青年的驱赶。
两位同样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在中国竟有着截然不同的待遇。
西方科学和东方文化到底哪个才能救中国？
来自后世的林子轩自然认为科学重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想要强大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发展。
然而，传统文化也不能丢弃，这是中华文明的根基。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才能发展好中国，这在后世已经被证明了。
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一些学者太推崇西方社会了，反而对自己的文化大加批判，他们批判孔子，批判旧文化，以为摆脱了旧文化，中国就能迎来新生。
殊不知。抛弃了自身文明的根基，中华文明就不复存在了。
林子轩赞同泰戈尔重视东方传统文化的理念，但同时反对泰戈尔对于西方文化的批判和拒绝，他的观点是“拿来主义”。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要进行严格的筛选，精华要继承，糟粕要抛弃。
这才是正确的道路，而不应该全盘的批判和接受，只有适合中国的才是最好的。
只是。这种观点在民国时期应和者不多，无论是陈独绣还是胡拾都推崇西方文化，胡拾要看的更远些，所以他在整理国故，为新文学寻找思想基础。
陈独绣写信给胡拾，要他一起来批判泰戈尔，胡拾没有答应。
在东南大学体育馆的现场，泰戈尔的演讲匆匆结束，中国学者大都知道国内文化界和思想界正在进行的争论，西方人则有些茫然。
西方社会在这个时期很推崇泰戈尔。
他们认为泰戈尔的泛神论为浮躁的西方社会带来了信仰和希望。特别是一些象征主义诗人，对泰戈尔更是推崇有加。
诗人叶芝曾说：“每天读一句泰戈尔的诗，让我忘记人世间所有的苦痛。”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社会逐渐淡化了泰戈尔，不过即便是在后世，泰戈尔在西方仍旧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赛珍珠是个中国通，林子轩不用和她解释泰戈尔为什么受到这种待遇。
她还是为泰戈尔叹息，以为如此伟大的诗人不应该被抵制。
在西方有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中国可以接受那么多的西方思想，却容不下一个印度人的观点。
林子轩甚至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说法，有人认为印度是英国的殖民地，印度已经“亡国”了。泰戈尔作为一个“亡国”之人没有资格来拯救中国。
中国还没有亡国，所以比印度强大，不需要一个印度人来中国说教，学习印度只能导致亡国，所以我们应该学习西方世界。
让人想不到的是，这种说法还很有市场。
这就是推崇强者。轻视弱者。
此时的泰戈尔已经察觉到了中国社会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他没有在南京停留，在4月22日前往济南，在济南省议会发表演说。
4月23日，泰戈尔从济南赶往北平。
徐至摩对泰戈尔的遭遇极为气愤，连夜写文章批驳那些驱赶泰戈尔的人，言辞颇为激烈。
他恳求林子轩也写篇文章，对这种无礼的行为说些什么。
林子轩想了想，便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的礼仪在哪里？》。
他较为客观的写了泰戈尔在东南大学的遭遇。
认为中国的文化界没有必要这么急着驱赶泰戈尔，中国不会因为泰戈尔的到来而灭亡，也不会因为赶走泰戈尔就能强大起来。
中国的文化界要具有包容的心态，偌大的中国容不下一个泰戈尔，只能说明中国文化界的狭隘，一个自称的礼仪之邦，却要赶走来访的客人。
泰戈尔没有带着枪炮，而是进行文化交流，你们担心什么？
对于泰戈尔的主张，林子轩说出了自己的观点，适合中国的要进行学习，不适合中国的就抛弃掉好了。
可你要是连听都不听，就急忙的赶人，这不是作为地主的态度。
只能说明自己没有礼貌，不懂的待客之道，中国的礼仪在哪里？君子之风在哪里？
这篇文章由徐至摩投给了北平《晨报》的副刊。
这是新文学三位旗手第一次公开发表对于泰戈尔来访的意见，胡拾和鲁讯依旧保持沉默。
这时候，泰戈尔已经来到了北平。
在北平，泰戈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包括以梁启朝、蔡元赔和胡拾为代表的北平文化界到车站迎接泰戈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