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关于《妇女杂志》“新性道德号”的争论愈发的激烈了。
北大教授陈达齐于三月十四日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十四期发表《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反对周建仁的《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和章西琛的《新性道德是什么》两篇文章。
陈达齐是写政论的好手，从法律和道德各个方面进行驳斥，有理有据。
此人是新文化圈子里的资深斗士，这篇文章在新文化圈子里引起强烈反响，不少文人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以批判章西琛和周建仁为主。
一时间形成了人人喊打的局面。
这两人不甘示弱，写了反驳的文章，周建仁写了《答〈一夫多妻的新护符〉》和章西琛写了《驳陈达齐教授〈一夫多妻的新护符〉》。
他们把文章寄到了《现代评论》杂志社。
《现代评论》杂志社的编辑部在北平，徐至摩去了欧洲，由陈原负责。
编辑部原本不想刊登这两篇文章，后来决定删掉一部分敏感内容后再刊登，也就是所谓的删节版，稿子寄到上海万象书局刊印。
他们写信给林子轩说明了情况，毕竟林子轩旗下的报纸一直在攻击《妇女杂志》。
林子轩看了周建仁和章西琛的文章，发现不过是把西方的观念断章取义，重新阐述罢了，没有什么新意。
他们认为西方的一夫一妻制度不好，存在很多弊端，坚持他们那一套性自由和性解放。
林子轩对此颇为无语。
一夫一妻制度或许有着诸多问题，但可以说是最能保障女性权益的一种婚姻制度了，否则也不可能被世界上大部分国家认同。
难道一夫二妻和一妻二夫这种制度会更完美么？
真是死不悔改，他把这两篇文章给抽了出来，不给予刊载，并亲自写了一篇文章。
“章先生和周先生以为从西方找到一点极端的女权思想，就是新潮和时髦，就是所谓的真理。哗众取宠，误导读者，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被批判后竟然觉得受到了多大的委屈。自认为是先锋人物，遭到旧势力的打压，心怀怨愤，殊不知自己传播的是西方的糟粕，和中国的国情不符。”
“他们所推崇的瑞典女权主义者爱伦凯其实根本不赞成新女性。他们故意忽视这一点，只选取对他们有利的言论观点，断章取义，这不是做学问的路子。”
“两位先生不研究西方好的东西，专门研究这些歪门邪道，还因此沾沾自喜，实在可怜。”
“本刊物以后不接受这种骗稿费的文章，请好自为之。”
林子轩在后世网络上也算是骂战高手，来到这个时代用笔名偷偷的骂过几次，一直觉得不能尽兴。这一次他用的是自己的名字，感觉很爽。
在四月份出版的《现代评论》上就出现了这篇文章，为这场关于“新性道德”的大争论添上了一把火。
章西琛和周建仁并不甘心，把稿子寄给其他的报纸和杂志。
然而，一般有影响力的报纸和杂志都拒绝刊登他们的文章，导致他们没有地方发表。
这不是林子轩造成的，在这个言论相对自由的时代，他还没有这么大的势力，能够影响到各家报纸。
主要是两人的观点不被大众所接受，那些报纸和杂志都不想引火烧身。
于是。两人就把文章寄给了鲁讯，请鲁讯代为介绍杂志刊载。
如此一来，他们把鲁讯牵扯了进来。
鲁讯把这两篇文章发表在《莽原》上，并附上了一篇评论性的文章。
“近几天收到两篇文章。是答陈达齐先生的《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的，据说，《现代评论》不给登他们的答辩，又无处可投，所以寄到我这里来了，请为介绍到可登的地方去。”
“诚然。《妇女杂志》上再不见这一类文章了，想起来毛骨悚然，悚然于阶级很不同的两类人，在中国竟会联成一气。”
“可是我总以为章周两先生在中国将这些议论发得太早，——虽然外国已经说旧了，但外国是外国。可是我总觉得陈先生满口“流弊流弊”，是论利害，不像论是非，莫明其妙。”
“至于林先生认为这些议论是糟粕，对如今的国家有害，我以为如果不传播进来，怎么能预知是否有害呢？总要让人了解和判断，争论一番，才能确认是否有害，否则便是一言堂，独断专行，不足取也。”
这篇文章看似公允，对两方都有评论，实则还是有维护章西琛和周建仁的意味。
这件事的结果是章西琛从商务印书馆辞职，周建仁被调去编辑《自然界》杂志。
后来，章西琛创办了一份《新女性》杂志，继续宣扬他的观点，而且创建了开明书局，成为林子轩的竞争对手。
这次争论只是一个开端，《现代评论》和《语丝》的论战才刚刚开始。
论战的起因是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反对校长杨阴榆的事件，也被称为女师大风潮。
杨阴榆于1884年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书香门第的家庭。
1907年获公费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1918年赴美留学，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获教育学硕士学位。
1924年被任命为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杨阴榆按照从西方学来的教育理论，在学校强调秩序、学风，并要求学生只管读书，不要参加过问政治活动，把学生游行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