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中日战争，日本只损失军队，而中国除了损失军队还损失大量平民的话，战争的平衡必然偏向日本一方，即使日本投降了，他们的重建工作也将比中国更迅速，因为他们的损失比中国小得多，为了扳回这个平衡，中国人必须尽全力杀死一切能见到的日本人，年老的日本人过去侵略过中国，年幼的日本人将來长大了会侵略中国，日本女人会给日本孕育下一代侵略分子，因此他们都是中国的敌人，所以各位不必为对老幼妇孺下手觉得不忍心、不仗义，杀死每一个日本人都是在为抗日战争做贡献，都是在延缓甚至阻止日本战后的重建。
“你这弄的有点偏激吧！”李如萍停下笔，探询的问道：“在唐朝，日本可是还派遣唐使來着，还称臣于中国呢？”
“这就是日本人的本性！”余飚缓缓说道：“中国强盛时，日本人是中国人的门生，中国人奉日本人为上宾；中国衰弱时，中国人却沦为日本人的刀下鬼，而且日本对中国的狼子野心早在盛唐时即已显露无疑，白江口之战不就是和小日本打的！”
日本在唐代对中国的尊重不过是他们崇拜强权的特性的表现，当时的日本尚处于近乎蒙昧的时代，无论在文化技术和国力上都远远落后于大唐，于是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制造工艺、建筑美术、典章制度等等，并仿照中文草书偏旁等而造成日文，使日本开始走出原始时代，完成所谓大化革新，日本人的向唐朝称臣的目的，无非是要同过引进文化來改善他们蒙昧落后的状态。
二战后，日本同样对美国千依百顺，连天皇也每天早晨起來就去给麦克阿瑟鞠躬行礼，获得美国的信任，以从中国和亚洲掠得的财富购买设备和获取先进的技术，如汽车、电器、半导体等，一旦感到羽翼丰满，就开始看不起美国人，把美国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水平说得一无是处，《日本敢于说不》就是一个例子。
由此可见说中日人民有过友好的历史完全是完全违背事实的，持这种说法的中国人的唯一根据是唐代日本留学生与一些中国学者的密切交往，然而，这种交往是由中国向日本单方向的文化和技术输出，日本留学生对其中国导师的尊重根本不能作为日本对中国友好的证明，只能证明中国人对日本的无私的善意，在唐朝以后的所有年代，包括宋、明、清、民国，日本人对中国不但沒有尊重，反而一有机会就疯狂地侵略破坏、烧杀抢掠，日本对中国怀有的根深蒂固的恶意。
日本人以恶意对待中国人，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任何对不起日本的事，而正是因为我们教了日本人太多的东西，日本沒有创造自己的文明，他们引进了中国文明作为其文化的根本，日本人要称霸世界，必须首先彻底打垮它的启蒙老师─中国，以摒除它固有的自卑心理，一旦消灭了中国，日本就可以把自己标榜为世界文明的一支，成为世界的领导力量，这种心理，和那些武侠故事中不肖弟子艺成之后要杀害恩师是同样的。
“无论是日本军队还是日本平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对中国都是极端仇视的，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做危害中国人的事，在中国施行三光的日本兵当然不用说，那些控制中国矿山工厂的日本管理人员用最残忍的方法折磨中国劳工，制造了数以百计的万人坑，被劫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也被日本平民残酷迫害而大量死亡，当日军占领南京时，日本全国一片欢腾，《东京日日新闻》上连载两日兵百人斩比赛的比分的进度成了他们饭后的谈资！”余飚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如果我们不以实证的态度去回答这些问題，而是泛泛地认为任何地方好人总比坏人多，甚至凭空断言日本人中百分之九十都是好的，那就太不能汲忍训了，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思想方法和道德准则去估量别的民族，不能假定别的民族有着和我们类似的善恶观念，否则，日本的所有行为就会变得无法理解，每一个民族都有它特有的个性，我们应当从他们的行为总结出他们的习性，研究他们思维和行为的规律，就象自丰臣秀吉败亡后，日本的战略家们便开始不断研究和制订灭亡中国的周密计划，田中义一的占满蒙、灭中国的详细计划可以说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对中国的资源人文的了解程度与其用心之险恶、计划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国人看了都会出一身冷汗！”
“田中奏折，确实阴险毒辣，看过之后令人心惊！”李如萍皱起了秀眉。
1929年2月，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刊出一条让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明确表示“过去的日俄战争实际上是中日战争，将來如欲控制中国，必须首先打倒美国势力，这和日俄战争大同小异，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该《奏章》从军事行动、经济、铁路、金融、机构设置等方方面面，对侵略行动作了详细的安排部署，字字句句无不彰显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吞中国及整个亚洲的狼子野心。
《田中奏折》一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