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安后来对黄祖队长说：“我的黄队长，是不是我害死了我的兄弟们？若是当初我让他们投降……他们也许不会丢失了性命，同样可以活到被救回来……想起此事，我心如刀扎！”
黄祖队长淡然地看赵安的一双泪眼，淡淡地说：“说实话，我若是处在你的地步，最后的结果定会如你一样……可以投降，那是别人的事情；死都不投降，那是男人的事情！”
黄祖队长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转身而去，微风中飘来了他的歌唱声：
“生有何所欢，死有何所惧！男儿世上走，何不任fēng_liú……”
说实话，对赵安回归的迎接，不同的人给予了不同的评价，但是无论如何，所以人都感到了一种对英雄的敬意……这种敬意让每一个队员都感觉到了从军的尊严，连那些马穆鲁克骑兵都感觉了！
尊严来自于敬意，绝不是来自于特权！
在京湖战区，吕氏集团事实上也跟着流求购买了几百名马穆鲁克骑兵，在那个地方，他们是吕家的家丁，极受吕家宠爱……他们就有特权，可以在市场上跑马，只要需要，他们还可以任意践踏老百姓的田苗而让人不敢说话，没有人敢招惹他们，这些原本奴隶出身的骑兵顿时骄傲起来，他们以为自己得到了尊严……但是，人们私下里没有不骂他们是回回狗腿子兵！
相反，在山东地区，所有的流求卫队成员都遵守一个军规，没有哪个兵种有任何特别，张岛主的家养小子们都要遵守……
有功者奖，尊重军规者得到正常的俸禄，有错者罚……只要有罪者必受惩罚，那么就根本不用去想着与老百姓打什么交道，还是那句话，只要真正守军规了，老百姓根本不需要你做什么好人好事就会真正尊重
山东地区的马穆鲁克骑兵在流求卫队里，他们拥有同样的权利和责任；在流求卫队外，他们拥有同样自由的权利和遵守各项规定的责任。
所以，他们也就真的把自己当成流求卫队的一员，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民族和宗教的权利，他们也知道自己不是华夏民族的一员，但他们是流求卫队的战士，他们在为整个流求卫队做战。
他们当然也同其它队员们一样得到了山东地区民众的尊重……因为，这支军队是山东地区最大的消费群体，如果他们能和流求卫队的后勤部门打上了交道，哪怕只是一个贩卖青菜的，也会过上非常不错的小日子。
真正的不扰民，那就是让当地的百姓因为自己的到来不仅没有受损失，反而有可能得到利益……这样的军队到哪里都受欢迎。
现在，山东地区的流求卫队和鞑靼军队之间的缓冲部很开阔，这当然给民众跑路增加了方便，同时也减少了双方发生摩擦的可能。
眼下，双方细作回报的情况都显示出，双方都是以守待战……但是，这不代表不会发生摩擦。
谁也没有想到过，这场战斗的起点竟然是先从一个较为偏远，而且是远离主要交通要道的地方开始的。
那个地方就是大名路治下馆陶城周边的一个小山村。
早在十一世纪初，大约是公元1042年，即宋仁宗庆历二年，契丹强盗们在原先世界的蓟县、通县和唐山一带，集结重兵，伺机南侵。
消息传到大宋的都城汴梁，朝廷文武官员紧急商量对策。
很多人主张把京城西迁洛阳，还有人主张讲和。
丞相吕夷简曾在大名府为官，十分熟悉黄河以北的情——针对这些西迁派和讲和派的言论，他讲出了一段与众不同的话:
“使契丹得渡过河，虽高城深池，何可恃耶?我闻契丹畏强侮怯，遽城洛阳，亡以示威大名府……宜建都大名，示将亲征，以伐其谋。”
吕夷简的意思是说，如果大宋官家迁都洛阳，使契丹强盗不加抵抗渡过黄河，那时，城墙再高，城池再深，也难阻挡敌人的进攻。
契丹强盗是碰见了强硬就害怕，遇见胆小的就欺负，匆匆忙忙迁都洛阳，是向敌人示弱，难以显示朝廷的威力。
应该建都大名，表现出大宋官家要亲征的决心，这样才能粉碎契丹强盗南侵的图谋。
大名府是当时黄河北面一座重要的军事重镇，有“控扼河朔，北门锁钥“之势。
就是说，那里掌控着黄河以北的大片疆土，把守着大宋都城的北大门。
坚守住大名，就堵塞了敌人南渡黄河的通道。
当时的宋仁宗采纳了吕夷简的正确主张，于当年五月就把大名府建为都城，定名“北京“。
契丹听说宋朝在大名建立了陪都，果然心里胆怯，就打消了这次南侵的念头。
当时新建的陪都北京，史称北京大名府，既有“外城“，又有“宫城“。
外城周长虽然没有唐朝时的80里，但也有48里之多。
宫城，周有3里，建设得相当雄伟壮丽。
中称她“城高地险，堑阔濠深““鼓楼雄壮“，“人物繁华““千百处舞榭歌台，数万座琳宫梵宇““千员猛将统层城，百万黎民居上国“，应当说一点也不夸张。
后来女真强盗抢走后沿袭原名，鞑靼强盗又来抢走后，改名为大名行省。
现在，这里屯积了近二十万的人马，主要是原先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的战俘组成……他们可以屠尽其它民族的壮年男女，但是对本民族的还是要网开一面，特别是还需要他们能东进来帮助自己。
大宋的财富本来就名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