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前提下，人虽然有上下尊卑的分别，但是，不同的等级和人群之间，却有尊重和善待。至少，承认下级有受到善待的权力。而不仅仅是奉献的义务。
所以，中国从来都是皇上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一旦士大夫阶层发现这个皇帝很不合自己心意，那么这个皇帝就危险了。士大夫阶层完全可以用天子无德这个借口，来废黜皇帝。所以，谋权篡位这种事情，在中国历朝历代，从不少见。
而日本则不然，当日本上层，特别是天皇学习了中国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后，去掉了上层对下层所应承担的责任，只是片面强调上层的权柄和下层的义务。所以，日本的天皇，可以绵延数千年不绝。所以，在古代日本，在以血缘为纽带的“家”中，父亲即家长，是有绝对的权威的。
古代的日本将儿女视为家长个人的私有财产。家长不但如同中国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一般，有绝对的权力决定子女的终身大事。而且，还有权力在缺钱的时候，将子女典押、贩卖，甚至是自产自销。
自古代的日本，由于穷人众多，并无多余的钱财缴纳赋税，娶妻生子，所以，在民间将子女卖掉或者抵押，用来缴纳贡赋的事情屡见不鲜。而因为穷的没法娶妻，近亲通婚的情况，也很常见。这种宽容甚至一直延续到后世。
因为儿子要留着传宗接代，维持香火。所以，被贩卖和抵押的主要对象，还是家中的女儿。这些女子被家长卖掉后，就会成为和后世wèi_ān_fù从事一个行业的失足妇女。而这些失足妇女，从此以后，便成为家中的经历来源。用皮肉换取的钱财，需要供给家中的父母兄弟。
而因为日本在学习中国文化时，全然去掉了子在家中的权力，所以。这些女子被灌输的观念，也就成了——为了供给父母兄弟，牺牲自己是应该的。而这些女子也不会受到社会的鄙视，相反。日本人认为武士为领主、大名家服务是奉公，仆人为主人服务是奉公，而女人出卖ròu_tǐ同样也是奉公。在当时，有一个卖身奉养母亲和弟弟的女子，还因为“孝心奇特”而受到了日本官方的表彰。
与日本人相比。中国的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还真就算不得什么了。
这种习俗在日本持续的时间有千年之久，即便到了明治维新，日本人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改变，只不过是换了一个称呼而已。在明治政府于一八七二年，十月二日公布“牛马解放令”之后，买卖不再明目张胆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出赁”。愿意“出赁”女儿换取日元的人，并不在少数。
这些父母在和经纪人谈好价钱后，经纪人就会付给女子父母一笔钱。从此。这个女子便要依靠自己的服务来赚钱。这便是“出赁”。每“出赁”一次，这个女子就会得到极为微薄的收入，需要在天长日久的“出赁”后，才能逐渐还清这笔债务。除非有人愿意花大价钱为这个女子赎身，带回家中。而这几乎是这些女子不可企及的梦想。
而这种社会现象，也被日本上层默许，自从德川幕府制订的“游廓政策”开始施行后，就没有改变过。明治维新时期，明治维新的元勋、敲诈李鸿章的伊藤博文，在回答英国《每日新闻》记者提问的时候。也坦言不希望废除游廓。伊藤博文的理由是——站在道德角度来说，做失足妇女是高尚的，这些失足妇女是为了尽孝道才去从事这个行当的。
有了日本上层的默许，游廓产业发展壮大的速度不容小视。据史料记载。在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之时，十万日本兵集结在日本广岛。而这十万日本兵，因为忙里偷闲的游廓，而于一年之内在广岛留下了两千多个私生子。
在日俄战争时期，游廓的人数更是多的惊人。据统计，在吉原游廓的门前。一个平常的日子里，从晚上八点到九点这个时间段，便有一千九百人出入。其中，大部分是十七到二十四岁的年轻人。甚至有一部分十四岁一下，毛还没长齐的日本人。据那个时代的人回忆，那时的游廓，简直就像是上厕所。
有了这个文化基础，日本人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实行wèi_ān_fù制度。实在是很正常的事情。在明治时期，为了顺利的推行“殖产兴业”，快速实现日本的工业化，所以日本政府的扶植力量大量的向工业，和近代化的经济体系倾斜。这个过程中，日本原本的自然经济，迅速解体。大量的农业人口迅速失业。这其中包括大量的女性。
而日本人所做的，并不是给予这些破产者以一定的照顾和福利，而是向其灌输为国尽忠的思想，并将其派往海外。而其中，以中国为主。所以，大量在日本国内流离失所的日本男性，在到达中国后，成为臭名昭著的日本浪人。
而大量的女性，在被灌输了一脑子为国献身的思想后，被派往海外，当然主要还是中国，接着进行失足大业。除了中国以外，此时日本也对东南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此时的东南亚，由于橡胶园的出现和各种矿物的开采，变得十分富裕。正是日本除了中国之外，下一个攻略之地。
这些远涉重洋，到海外继续失足生意的日本人女子，被称为“南洋姐”。在二十世纪初，“南洋姐”的身影遍布西伯利亚、中国内地，东南亚各国，甚至印度和非洲。此时的东三省，五千多个日本人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南洋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