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个史学家说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这个比例，也是有些低。百分之三十左右，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理性的数字。
出于这个无法否认的史实，在后世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日本史学界终于正视历史，承认——古代日本国家的形成，如果没有那长期的大批的而且优秀的“归化人（大陆移民）”，传播进来各种先进的“汉文化”与生产技术的话，古代日本的文明开化将不知道还会再落后几百年。
毕竟，关于古代日本中央集权和民族国家的形成，日本史学界也有不同的说法。例如：“骑马民族征服说”、“外来朝廷”起源说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与中国人之争，完全可以算作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如果将历史研究的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放到一千年，甚至一万年以后，后世的史学家对日本和中国文化以及血脉传承的关系，会如何看待呢？
恐怕至少会有一部分人，将日本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来加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余生想要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日本文化，使之重新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朝着中国文化本身的发展方向靠近，也并非不可能。
余生如今想做的，就是从日本人的语言文字入手。把日本语本身的特质逐渐剥离消解，只剩下和汉语相通的那部分。所以，余生制定的日语教授方式，是从日本语言的起源开始的。而这个起源，就是汉语。
这种教授方式，看似是在严谨无比的教授日语，考证的极为详细，但实际上，当每个学生都知道日语是起源于汉语的时候，当每个学生都将日本文字视为中国文字的一种衍生的时候，他们心目中的母语恐怕早就变了。
并且。这种教授方式，会让这些学生对熟悉的中国文化，和中国文明有一种天然的好感。以后如果日本人想要让他们做些对中国不利的事情，恐怕这群人也不会那么主动。
再说。以后的时代是商业化的时代，同时掌握日语和汉语的这些人，会在商业时代中占尽优势。对于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会让这些学生在面对中国市场时，如鱼得水。
这些经过大阪商团培训出无数商业手段的学生。以后必然是站在商业时代顶端的一帮人。他们对日本人和日本文化的影响力，不可忽视。而日本人又是个崇拜强者，愿意改变和学习的性格，当他们发现余生创立的这种教学方式会让他们变得强大的时候，会自然而然的将这种以汉语为基础的日语学习方式推广开来。
到那个时候，日语究竟是一种语言？还是一种拼音？对中国文化理解透彻的日本人，遵从的究竟是中国文化？还是日本文化？甚至，学习中国文化，又有大量中国血脉的日本人，究竟算是日本人？还算是中国人？
余生的构想。并非是异想天开。
在汉字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人舍弃的，只有汉字的语音。但也不是完全舍弃，在日语中，大量的汉字同时有“音读”和“训读”读法。
日语中“音读”的汉字，模仿的是当年这个汉字从中国传入日本的时候的读音。由于中国地域极广，方言众多，日本人学的时候又不择食。所以，这些读音的起源也各不相同。根据后世的考证，这些“音读”词语。可以分为“汉音”、“吴音”和“唐音”。当然，这些传入日本的词语读音，千年以降，已经和中国人本身不同。
除了音读。日本人以汉字为基础构建了日语的字母用以表音，并且保留了大量的汉字用以表意。在欧美文化传入日本之前，日语中大量的表意词，都是由汉字构建的。直到欧美文化传入日本之后，日本人才用假名模仿英语和其他语言的读音，引入了大量的新的词汇。表达新的语意。
例如说，英语中的饮料“dink”，日本人甚至不用把它翻译成“饮料”或者“饮み物”，而直接采用音译法根据其英语读音，用片假名字母直接改为日语的单词“ドリング”。
一九四六年十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当用汉字表”，列入一千八百五十个汉字。到后世，一九八一年十月，又公布了“常用汉字表”，列入一千九百四十六个汉字。在教科书和官方文件中，一般只使用列入“常用汉字表”中的汉字。
虽然由于文化的发展，汉语也在逐渐的改变。日语中汉字所表的意，大多都是汉字的古意，即后世所称文言文的意思，或者是日本人略微加以引申的意思。与汉语本身的语意，大同小异，但凡对于汉语有所研究的人，都能猜出其中的意思。
后世网络中，便有一种“伪中国语”。这种“伪中国语”并不完全遵照日语语法，只是直接使用日语中的汉字组成句子。虽然日语的语序和汉语并不相同，但是中国人看到，还是很容易明白其中意思的。
因此，即便日本人没有学过汉语，中国人没有学过日语，借用“伪中国语”，也能顺利的聊天，愉快的玩耍。
在后世日本，汉字的识字率并不是那么高，大多数文化程度不算高的日本人，都直接使用假名。这种假名，如同汉语拼音，使用起来方便简单。所以，能用“伪中国语”和中国人在网上聊天的，都可以算是文化程度较高的了。
所以，在后世日本，能用“伪中国语”和中国人聊天，已经算得上一种高逼格的时尚。年轻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学养，对此趋之若鹜。而中国人反而受“伪中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