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亲人的离去，张春波哭了一场，病居然好了。他又去姓赵地主当长工。
崇祯十三年辛苦一年打下的粮食。崇祯皇帝又要加响。（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至十二年三月，清兵数次绕境蒙古长驱直入内地打草谷及屠城，杨嗣昌提议征派“练饷”七百三十万两。）
崇祯十年前，辽饷最高时，一年也就是650万两；分摊在每亩地上，一亩地也就多收一分二厘的银子（0.012两）。
崇祯十二年后，崇祯皇帝的大明朝已到最后的疯狂，所谓的三饷全算上，分摊在每亩地上，也就三分银子（0.03两银子））。这笔银子，按当时的物价算，最多也就能买五六斤米。
按理说，一亩地多收3斤米的税，并不会让老百姓小地主，感觉难以活下去。问题是，在崇祯十三年，姓赵小地主被差役收过之后什么也剩不下，感觉难以活下去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呢？无非是因为，在县城的差役收税的过程中，经手的官员，永远是不会按大明内阁的指示办事。换而言之，他们总会想尽办法，把既得利益的集团的税收，转嫁到底层百姓身上；甚至借此机会，大发国难财。
这种事由来已久了，绝不是新鲜事；事实上，在辽饷出现之前，它就存在了。而且这从来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在这种背景下，最后就出现了一种怪事。“民田一亩值银七八两者，纳饷至十两。”
吝啬抠门的姓赵地主，一百多亩田纳饷最少也要千把两银子，可怜姓赵地主卖了田地补住了饷，就生病了，过了几天居然过世了，他的五个儿子就分了不多的财产，张春波自然没人要了。就这样，张春波听说南方，春暖花开张春波决定向南走，些许有活路。
张春波离开了村寨，此刻穷汉就变成了流民。在往南的路上作为流民的张春波，一路上受尽了土匪流民老大的侮辱跟践踏，本来身上就只有破烂成缕的衣裳会被土匪抢走，至于贴身收藏的一两把草籽树皮，也会被流民老大抢走。张春波见到无数的流民夜里受不住冻饿，早上爬不起来的，就会成为别人可以继续走下去的食物。老弱的流民，本来就是队子里可以走动的吃食。张春波秉守着做人最后的底线，不吃人肉，当了铁血军的官员后甚至连红肉都不吃，只吃鱼肉。
经过半年的跋涉终于翻越雪峰山，来到了西江流域的铜茶镇，刚好碰上了清茶门教暴乱。本来来到铜茶镇要饭的张春波饿的前胸榻后背，好不容易从其他的老弱流民手里抢了清茶门教给的一半张烧饼，正要咬着的时候。
突然发烧饼的那帮清茶门教的教徒们，慌慌张张散开一条路，给从铜茶镇码头开完会来的铁捕头木凌让位。
铁捕头木凌下了马，亲兵教匪给铁捕头木凌搬了把太师椅，木凌就在张春波的身边坐下，此刻，流民们不断从铁捕头木凌身边走过去，铁捕头木凌有意无意的打量着正在咬烧饼的张春波。([m.2345xs.cc 2345小说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