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过资料，上山下乡的概念，是从苏联54年发动的城市青年垦荒运动中学习而来。55年开始，就有小规模的青年志愿者开始了尝试。这本来并不是问题，反而是一件好事。但68年开始的上山下乡，却在扩大化中变味儿了。很多正在读高中，或者初中毕业，甚至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孩子就被动员下乡了。这么做，有什么好处？第一，可以保证本就在艰难中建设的国企不受干扰，继续保持高速的发展，保障我们中国的工业化进程；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这可以把初级的现代社会的知识和观念大规模地传播到偏远的农村去，尽可能地让全国尽多的地区，从封建时代的社会科学水平跑步进入社会主义时代。这些成就，为今天，也为将来那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移风易俗，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停留在封建时代的观念的人口只适合农业国的生产需求，对于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基本是负担。”
“然而，只有初中学历的孩子，自己对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认识都是二把刀，这样的群体，又怎么可能完美的完成传播先进文化的工作呢？对于十几岁的孩子来说，这是很勉强的任务。所谓破除封建迷信的过程中，出了多少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闹了多少荒唐，随便去问问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可以获得丰富的回答。”
“总的来说，上山下乡，是一场很不完美却有着伟大成就的社会运动，它将为我们中国未来几十年的飞速发展，奠定必要的基础。”
“而上山下乡的运动，其中最大的社会成本，是那个年代的城市青少年的个人前途。对于当事的城市青少年来说，这场运动的本质，受教育水平顶多只有高中的他们，绝大多数根本不可能明白。他们只能发现，还在懵懂的自己，一转眼就离开了从小熟悉的家庭和环境，到了条件艰苦得从前根本不曾想像的农村，简直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仅是令人恐惧的今天，更连明天的希望也看不到。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年代的残酷的他们来说，对于自己的牺牲的意义并没有深刻了解的他们来说，这简直是值得怨恨的事情了！但对于国家来说，相比同时代的农村青少年的基数，城市青少年不过是少数。这是小成本做大事情，具有远大的战略眼光的政府，拥有为了将来牺牲当代的气魄的领导集体，做这样的选择，根本不可能过多犹豫。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从来都不仅仅是纸上的诗篇。”
“所以，两年前我就建议过，上山下乡的事情，应该发扬光大，但绝不能再扩大化了。参与的人，应该是应届毕业的大学生，而不是未成年人；参与的年限也必须要明确，绝不能把人家一辈子摁在偏远落后的地方。”
娓娓说了许久，毕文谦端起玻璃被喝了一会儿水，喘了喘气。
“啊，张常委，对不起，又有些跑题了。”
“言归正传。大集体虽然在调动主观能动性上比全民所有制有着优越性，但大集体本身，有着不少先天性的不足——首先，大集体的产生，本来就是为了解决上山下乡返城的知识青年的就业问题而做的妥协，是国企实在接收不完才不得不成立的企业形式。那些知识青年的受教育水平，很多并不能满足工业化的工作岗位的要求，还需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学习才行。现在的多数国企自身都因此形成了人浮于事的不良风气，经济效率不断下滑——大集体里的人，基本都是被国企通过各种方式选剩下之后的人，他们的平均素质和人员结构在建设和竞争中，起跑线上就落后了。第二，大集体的生产资料本就是国企提供的，国企不可能把自己最先进的东西给大集体，能给的，往往都是折旧的设备。第三，国企能够勉强给大集体相对落后的生产资料作为起始的资本，但具体的流动资金，却不可能充足提供。”
“也就是说，相比国企，大集体的人员技术不足，编制构成冗员，生产设备落后，运作资金缺乏——这些，是多数现象。从实际经济效率来说，现在的大集体，根本不可能和传统的国企相比拟。”
“所以，张常委，我们在思考具体的经济改革时，要充分考虑问题的来龙去脉，认清此刻问题的全貌，不能为了求一个结果而低估其他方面的重要性。具体地说，主观能动性的调动，是我们现在必须要做的事情，但如果为了这个，无视大集体的劣势而提倡大集体的话，那将在全局上得不偿失。”
忽然，电话里黎华“嗯”了一声：“那么，师父，你觉得，现在该怎么做呢？”
噗……都说了这是务虚了好不好？
然而，黎华的软语，毕文谦无法拒绝——他几乎恍惚看见她正坐在自己对面，睁着明亮的眼睛，前倾着身子，直勾勾地望着自己。
“……黎华，你应该知道，改革开放以来，咱们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有一句共识——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中央管不过来，所以我们制定政策，只能从扬弃的方向做文章。老鼠是什么，好猫会有怎样的结果，让企业们真正明白这两点，统一认识，统一目标，才是关键。”
“扬弃？”张世德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