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案件再一次进入了要杜虹“等消息……”的阶段。而这一等，就是三个月杳无音讯。
三个月后，面对警察局一次次的“等消息”，杜虹再也坐不住了。她辞掉工作，开始凭借晓宇描述的那几个场景，开始满市寻找那个对晓宇施暴的恶魔。结果是，两个月后，杜虹真的在偶然之间，找到了晓宇被施暴的地点——一处老旧小区的独居单元房。并确定了那间房子的主人，就是对晓宇施暴的人。
这人叫金锋，三十岁，独居，无业，为人沉默寡言，少和人有接触。五年前因猥亵儿童，被判了三年，出狱后一直没有什么过格的举动，基本上是生活在被人遗忘的角落。概括来说，他就是个沉默的恋童癖。
杜虹的发现，让她有点欣喜若狂，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报警了，可是负责晓宇性侵案的警官给的答复依然是——
“等消息”。
按照他的说法是，晓宇所提供的信息十分有限，目前证据尚不充分，他们不能冒然抓人。但很快就会做出周详的计划，杜虹要多忍耐，等消息。
想想，很合理的解释，却不合情。想想，一个弱女子凭借自己的力量都能找到在几个月内找到线索，对于相对专业的警察来说，怎么就仍旧是“信息有限”、“不周详”了呢？想想如果有犯案嫌疑人出现的时候，难道警察不应该第一时间介入调查的么？即便目标错了，是不是也应该有所举动呢？
我并不是说中国警察都是酒囊饭袋，相反我特别愿意相信中国警察都是好样的，至少我们在各类新闻报道中看到的那些警察，都在极尽自己所能破获各种重大案件。我只能比较悲观的认为，杜虹遇人不淑，最初晓宇失踪，她去报警时接收的年轻警官不淑，如今负责案件的警官，也同样不淑。或者说，从十八岁开始，她就遇人不淑。
难听点说，杜虹就是点儿背。
一直点背的杜虹，终于有点出离了愤怒，于是，她取出了全部积蓄，几经打听，找到了我。
我在听她讲述的时候，心里边也是一阵阵的翻涌，在拿起她给我的十万块软妹币的时候，我真的特别想多一句嘴问她说，
“要不要，我帮你把这帮警察也做了？”
但我不能说，更不能这样做。因为，他们并没有错，只是少了一分人心，多了一分麻木而已。即便这算得上是错误，那也罪不至死。
14年，电影《亲爱的》上映，引起社会热议，之后不少网民倡议，人贩子执行死刑。对此，中国的专家教授，各种言论也开始甚嚣尘上。我却觉得这并没有什么卵用。真正行之有效的方法，是行动，而并非专家的马后炮。
1981年，6岁的美国男孩亚当.沃尔什在和妈妈逛佛罗里达州西尔斯百货商店时走失，被连环杀手诱拐并杀害。3年后，美国沃尔玛超市率先实施“亚当警报”——如遇儿童走失，按下呼救器上的紧急报警按钮，此按钮与广场的控制中心直接连通。一旦确认儿童走失，商场将立即启动10分钟防儿童走失系统，关闭所有出口进行地毯式搜寻。如果仍未找到，警方将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
除“亚当警报”之外，在美国，“安珀警报”系统也在为儿童走失提供保护。1on）一名9岁女童安珀·海格曼被绑架并杀害，同年，“安珀警报”系统正式产生。一旦确认发生儿童绑架案，美国紧急警报系统（eas）将通过商业广播电台、卫星电台、电视台，以及有线电视向全国发布，并同时利用电子邮件、电子交通状况标志，以及无线装置的短信发布。人们收到短信时会伴以类似警报的蜂鸣声，更容易引起所有人的关注。根据美国联邦政府的统计数据，“安珀警报”至今至少拯救了240名失踪儿童。
除了“亚当警报”和“安珀警报”，“牛奶盒寻人活动”也是美国为寻找失踪儿童发起的创新方法。1979年5月25日，6岁的艾坦第一次独自出门不久后失踪。随之，媒体的大量报道牵动了整个国家的神经，摄影师父亲给艾坦拍的那张咧嘴开心笑的照片，登上了覆盖全城的寻人海报，印在了牛奶盒的侧面进入千家万户，甚至登上纽约时代广场的广告牌。
1983年，里根总统宣布艾坦失踪的5月25日为“国家失踪儿童日”，美国社会开始真正重视失踪儿童问题，并开启了为期近10年的“牛奶盒寻人活动”。3个儿童的不幸遭遇永远改变了美国，直接影响了接下来一系列法律出台与制度更新，挽救了无数美国儿童。
家庭注重预防，政府提高重视，企业积极参与，在一系列防走失系统的作用下，让美国的走失儿童找回率，由1990年的62上升到如今的97.7的。
而在中国呢？公共场合是否有类似于“亚当警报”、“安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