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肾赚钱,这对于当时为钱所困的邱老师来说,无疑是一根救命稻草,一道希望的曙光。
一星期准备,手术很快,一周就能拿到钱,四万现金加患者给的红包,这让他非常心动。
邱老师甚至天真地认为,这是短时间内,能够赚到一大笔结婚彩礼的最快捷径,而且还能有结余。
体检,抽血,配型,在焦急等待中等来了买肾的病人。
在满心期盼之下,他由工作人员带领,上了白楼的第二层,全程要求戴着鸭舌帽和特制的墨镜,不许摘掉。
进入四处密闭的手术室,他才被允许摘下墨镜,并被要求换上病号服,躺上了冰冷的手术台。
完全陌生的两男两女,穿着深绿色大褂,戴着口罩、帽子,在手术台前等候着他。
那一刻,曾经充满幻想、充满憧憬的邱老师,心里开始忐忑、犹豫与不安了,但在那一刻,他已经没有退路。
为了爱情,为了婚姻,牺牲一个肾都是值得的!是他为爱人心甘情愿的付出!
邱老师不停地在心里告诉自己,给自己鼓励。
白楼里的医护人员,给他挂上吊瓶,为他注射了麻醉剂。
短短十几秒钟时间,他就沉沉昏睡过去。
冰冷的手术刀,精准而缓慢地切入了他的身体内,温热的右肾,被切除取出。
再次苏醒睁开眼睛的时候,腰腹部被缝了十几针的手术切口,缠上了厚厚的一层纱布,撕裂般的痛感和短促的呼吸,提醒他,此生,他已彻底失去了右侧的肾脏……
邱老师闭上眼睛,摇了摇头。
已经尘封的过往,仿佛电影回放一样,一幕又一幕,清清楚楚地在脑海中重现,令这位三十岁出头的青年山村教师,仍然感觉如同一场噩梦。
在白楼接受完手术后,邱老师被安排住进了就近的招待所。
打开房门,他就被吓到了,并不宽敞的客房内,住着二、三十个被割了肾或是在等待割肾、卖肾的,山内、山外村民,用他们的业内行话叫做“供体”,都是为了解决生活上的困难而来卖肾。
有几个“供体”,甚至仅仅是二十岁出头的年纪,为了卖肾“捞快钱”,没有和家人沟通,就自作主张,还被误导缺一个肾不影响生活的想法。
他们几十个人,像被圈养牲口一样,挤在一间狭仄得像猪窝一样的客房内,门口有郑先生安排的专人看守,不能随意外出。
睡的是沙发、地铺、光板床,盖的是发霉、发黑的被褥,吃的只有粗茶剩饭、白菜、土豆,而最痛苦的,则莫过于打针。
为了预防伤口感染,“供体”手术后,需要输液治疗。
白楼里的护士,曾为邱老师植入了一枚留置针头,但几经折腾,留置针头也掉了。
房门口的两名看护,又丝毫不懂医术,为了给他输液,一名看护抓住他的手,另外一人拿着针头试探给他扎针,每次都要扎好几针,才能打进血管。
每天五瓶药水,邱老师手臂上的静脉,被扎得到处都是针眼。
“我在招待所休养、治疗了才三天,身体还没恢复,伤口也没拆线,就被逼着离开了。过后没多久,我就发现自己的伤口上长了个‘疱’,里面流的全是脓水。我很担心,跑来白楼想让郑先生他们看一看,可是他们非但不给我处理伤口,还冷漠狠心的把我打骂赶走!”
说到这里,邱老师垂在身体一侧的手,不由地紧紧握成了拳头。
“现在,手术已经过去了几个月,但是我的身体仍然没有完全康复!缺少了一个肾,我感觉自己的体力和从前明显大不一样了,更加容易疲劳,干不了重活。而且,身体越来越差,经常容易感冒、发烧和头痛,只要稍微用力,后腰和肚子就会痛得厉害!这段日子里,我的印象中除了疼痛、无力、冒虚汗,就没有别的感觉了!
虽然,苏医生给我用中药调理了一段时间,让我好转了一些。但是我知道,我的身体已经不可能再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种体力透支的感觉,将会一直陪伴我走完剩下的余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现在越来越后悔,后悔自己当初在诱惑和生活所迫之下做出了傻事,也痛恨那些从事非法肾脏买卖的人!”
说到激动的地方,邱老师的声音变得有些哽咽,黝黑瘦削的脸上,布满悲愤与懊悔。
新娘子扑进他的怀里,嘤嘤恸哭起来。
看着眼前的情景,苏绿宁的心里酸酸涩涩的,也不是个滋味。
邱老师用卖肾换来的爱情与婚姻,真不知道是应该同情可怜,还是应该可气可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大家都以为,卖肾可以赚回一大笔钱。但是其实,我们这些卖肾的人,却是处在这条利益链的最底端!”
邱老师控制住自己悲痛的情绪,继续将他所知道的内幕实情,一五一十地告诉在场的黑衣壮村民。
“在我术后养伤期间,我从接受肾脏移植的患者家属和两名看护人员的口中知道,肾病患者买一只肾需要花四十多万元。这笔钱,负责手术的医生得十三万元,麻醉师三万元,参与手术的护士各有一万元。而我们这些卖肾人,每个人仅仅才得到三万元,而根本不是手术前所承诺的四万元,患者的红包也完全不见踪影!剩下的其他钱,全部都是由郑先生等人分配。我们卖掉了自己宝贵的肾脏,最后还得不到酬劳的十分之一,这样的卖肾还有天理吗?!还有公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