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不遗余力发起的“救赎运动”，波及到我身上已是数十天后。
显而易见的变化有两个。
其一、民警叔叔如寒冬腊月的手脚，突然之间就“规规矩矩”起来，以至于让我有点不大适应。其二、民警叔叔如泔水缸冲过的臭嘴，仿佛同一时间清扫了口腔卫生，不再骂“狼崽子”、“狗配的”、“驴粑粑球”这类有损于我爹、我娘和我形象的语句。换言之，以“混小子儿”、“傻蛋儿”、“榆木疙瘩”这类中性词称呼我。
表面上我皮肉舒坦了，耳根子也清静了，倒霉的劫数似乎到了尽头。
其实则不然，接踵而至车轮般审问，没有昼夜之分，不分场合地点，随时把我从小号里拎出来，带到让我起鸡皮疙瘩的那间“审讯室”，没完没了抠问我，赶上我点背或他们心情不愉快时，还会拿我身子发泄一番，享受一顿别具一格的“焖肉蛋儿”。
我记得，第一次被“干蒸干焖”那天是下午三时以后。
我肯定不会记错，恰在那时，送晚餐的饭车叮当、叮当响了起来。又没有想到，刚刚分发到邻监，一张熟悉的脸出现在监视孔，伴着“哐当”声，牢门吱嘎开了。
“李福国！”
一声威严大喝。
“到！”
我跑出牢门，饭车也到了。
车上一筐窝头、一桶菜汤和一盆咸菜。
“报告！”
我咽了下口水，叫道。
“叫唤啥！”
民警一激灵儿，斥道。
“我吃完饭再去呗。”
我眼巴巴看着他，乞求道。
“走，那边有更好吃的。”
民警一抬脚，从我小腿边踢过。
于是我走在前，民警跟在后，来到那间“审讯室”门前。
我之所以给“审讯室”三字打引号，因为这确是一间办公室。
在我走来的一路上，至少三扇门的门牌写着“预审”二字。但我却一直没搞明白，为什么偏偏要把我带进这间办公室呢？是因为我犯下的“罪孽”过于深重？还是因为预审室已经人满为患？或者是因为我一个小孩崽子、不值得单独占有一间预审室？
一迈进“审讯室”的门，我一眼看见那大“王八蛋”。
这个大“王八蛋”不是别人，就是抓我那天、让我解下鞋带、死死绑住我大拇指的那个大嘴叉子。千万别小看他，现在他成了我这个专案组负责人，专门审问我。此时他已经和一个民警并排坐在写字台前，一副很轻松的样子，看来已“恭候”我好长时间。
人嘛，一向是熟能生巧、习以为常的动物。
再不用谁支使我，我轻车熟路，一屁股坐在小木凳上。
民警何尝不是轻车熟路，和前几次审问一样，大嘴叉子先开的口。
他说：“睡了一天一夜，脑瓜子睡清醒了？”
我说：“凑合吧，还做了一个梦。”
他问：“梦到什么？”
我说：“梦到我爹、我娘、我姐和我哥。”
他问：“没梦到指使你做坏事的人？”
还未等他话音落地，我立刻耷拉下大脑袋。
“抬起头！”
大嘴叉子怒喝，还拍起了桌子。
我一哆嗦，刚抬起的头又耷拉下去。
接下来故伎重演，任凭他们狼嚎虎叫，我就是一句话不说。但千万别误会，以为我是一个铁嘴钢牙的大“英雄”，长着熊胆和豹子心，公然敢和人民政府专政机关叫板。
其实不是我不想说，而是我不知道说什么。
我想，这事不能全赖我一人！要叫我说，赖就赖先写“毛主席”三字那个人。如果没有那三个大字诱惑我，我怎么会徒生邪念，在前面再写上“打倒”二字？他娘的！无论我咋解释也等于白说，警察叔叔完全不理我这茬儿，因为他们要我回答的不是这个问题。
实际上他们的问题很简单，是哪个人指使我写的“反标”。
但对我来说，这等于是蛋生鸡还是鸡生蛋，一个我永远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因为我知道，即使再搧我一千个耳光，再踢我一万个腚根儿脚，哪怕打得我满地找牙，踡出一裤裆的黄稀屎，我仍然无话可说，正如前面所述，确实没有一个坏人躲在幕后遥控自己。
“小混球儿成哑巴了！”
“把榆木疙瘩脑袋抬起来！”
边上两个民警发火了，张开嘴巴大骂。
“他妈的就是个傻蛋儿！”
“滚过来！说你呢，混小子儿！”
大嘴叉子怒吼着，那声音太大，似乎房子都震动一下。
我晃晃悠悠站起来，拖着两条打摽儿的腿，杵在写字台前。
“抬起头！”
他继续吼道，嘴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我抬起眼皮，心中打起了鼓，不敢正视他。
“滚那边去！”
?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见立在屋角的一个卷柜。我很天真，以为他让我取东西呢，便快步走了过去。然而，我那只手还没挨到卷柜边，又立即被他一嗓子给喝住了。
“蹲下！”
我更懵了，迷惑不解看着他。
“蹲下！”
伴着他的话音，我蹲下了身子。
“打开柜门！”
按照他的吩咐，惶惶然的我，哆哆嗦嗦伸出手，拉开卷柜下面那扇小木门。不过直到这会儿，我仍然蒙在鼓里，不知道?相毕露的大嘴叉子，他葫芦里到底装的什么药。
“钻进去！”
我骇然一抖，脖根一梗，撞见他一对三角眼。
在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