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听话，麻溜儿滚到一边去。
生活不断教训我们，吃一堑长一智。我再清楚不过，我爹出手的速度有多快。那一刻我只有一个选择，赶在他没做出剧烈反应之前，抬脚就逃走了，免得挨一记大耳雷子。
走出胡同西口，穿过两条路，就到了劳动大街，俗称“国际大街”。
劳动大街，
灯火辉煌。
国际友人，
经常来往。
这几句?口溜儿，足以说明这条街在我们城市的地位，也是那时最宽阔一条柏油路，偶尔会有外国人专车通过。今天虽没见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却也热闹非凡，人头攒动，一支支游行队伍缓缓通过，延绵不断，像一条长长的人龙，既望不见头，也瞅不见尾。
走过去的队伍中，既有蓝色工作服的产业工人，也有系白围裙的纺织女工，还有白大褂的医生和蓝大褂的售货员。人数最多当属穿草绿色军装、戴红袖标的红卫兵队伍。每支方队前头举着一副横幅，跟在横幅后面的人马踩着步点，一声连一声高呼“革命”口号，一支方队口号声刚刚落地，另一支方队口号声便响彻云霄，此起彼伏，连绵不绝。
目睹此景，我热血沸腾起来，只差振臂高呼。
就在此时，路远端传来一阵高音喇叭的尖叫声。
我极目望去，随着声音增大，安着大喇叭的吉普车露了头。
跟在吉普车后面，行驶着一辆辆“解放”牌卡车组成的车队。
每辆卡车上面，站立几个全副“武装”的大汉，押着一个或两个五花大绑的人。每个被戒押者，头戴一顶圆锥似高帽，脖子吊一个大牌子，个个都耷拉着大脑袋。嘿嘿，连写在牌上的名字也不得好，还被打上一个血红色的大叉，跟押上法场的死囚差不多。
此情此景，我已见惯不怪。
但是，世上没有最怪，只有更怪。
忽然，一个小女孩叫道：“快看！有两个和尚。”
?着那女孩目光望去，果然，我看到两个光头的人。
必经我比女孩多吃两天咸盐，知道那是两个细皮肤的女人。
然而，和那些五花大绑的男人不同，她们没戴高帽，胸前也少戴一块牌子。不过，应该戴高帽的脑袋没得一点好，已被剃没了一根头发丝，就像慈恩寺里的老和尚；本该挂块大牌子的地方也没闲着，取而代之的是，荡啷一双来回晃荡的“解放”牌黄胶鞋。
我蓦然一惊，突然想起了长发的三婶。
时间过得有多快，思想的时间走得就多快。
不知过去了多久，一支支游行队伍已经走尽了，围观的人们也悄悄回家了，只剩下我一个人还默默站在街旁。很快，天便黑透了，突然刮起一阵风。那股疾风掠过，从路旁那排钻天杨树上扫下来几片绿绿的叶子，轻轻飘落到路灯下面的柏油路上。
顿时，我脑袋灵光一闪，照亮了那片浑浊地带。
思想绕过九曲十八弯，才见到一片平原，我也终于想明白了。
此时才我知道，我之所以想起了三婶，并不是由于卡车上押着的两个女人，也不是悬挂她们胸前那两只破了洞的黄胶鞋，而是因为我看见那两个精光透亮的脑袋瓜。这叫我触景生情，不禁黯然忧伤，担心有一天，也会有人剪掉三婶那一头瀑布般的长发。
……
我的担心不无道理，这天很快降临了。
那是星期日上午，我大哥休息。我从早上睁开眼睛，就见他一人守在窗户前，两只眼睛直勾勾看着窗外，吃饭时也不正经吃，紧盯着三婶家的小院门，整整一个上午。
那会儿，他已经和孙叔侄女谈上了恋爱。昨晚，二人去看了一场京剧《红灯记》，三婶弄来的白票。也许两人昨天谈兴奋了，意犹未尽，又约好今天上午在三婶家再见面。不知是大哥记错了时间还是姑娘搞错了日子，晌午都过去了，还没见那姑娘一点影子。
猫叫秧子狗反群，
兔子打蔫猪打滚。
大哥渐渐坐不住了，虽说他没打蔫也没躺地上打滚，却有点看直了眼。期间，他不断看着手表，看着看着就腾地站起来，支使我去三婶家瞧一瞧，看看那姑娘来了没有。
我说：“不是我娶媳妇，不去！”
大哥举起手，吓唬道：“你去不？。”
我说：“人家肯定没来，你不是看了一早上。”
大哥不好意思了，嘟囔说：“万一我看之前人家就来了。”
我心眼儿直，认真想了想，大哥说的一点没错，万一那姑娘昨天晚上就来了，并且已经留宿在三婶家里，就算大哥半夜起来也没有屌用，因为人家早已埋伏在了阵地。
于是我说：“让我去也行，你有啥奖赏？”
大哥笑笑，伸出一根手指：“一元大红票。”
我立马伸过手去：“给。”
大哥说：“等下月开工资的日子。”
我说：“说话算数不？”
大哥说：“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
我点点头。我相信大哥，他和我爹一样，一向吐吐沫就是钉。自从他上班那年起，每年过春节都要给我五块钱。那时五元钱是个大数，相当于他一个月工资的五分之一。
大哥似乎有点不放心，又问：“你认识人家不？”
我说：“忘不了啊，前几天她还给我买一根冰果。”
前几天，我在街口见过那姑娘一回，挺高的大个儿，长着一对小虎牙，就是说话嗓门太大了，人还没有到跟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