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昌生活勤俭，穿普通人衣服，还到田间劳动，兢兢业业治理周国。岐周在他的治理下，国力日渐强大。
姬昌礼贤下士，广罗人才。许多外部落的人才以及从商纣王朝来投奔的贤士，他都以礼相待，予以任用。如伯夷、叔齐、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人，都先后归附在姬昌部下称臣。
bc1101年，帝辛元年，周的势力由关中扩展到江汉地区，诸侯归附者有六州之众，周的国力增强壮大，引起商王朝的不安。帝辛为了安抚姬昌，封他三公的虚衔，此时姬昌51岁。
帝辛三年（bc1099），在国都殷，有雀生鹯，被祭司认为是不吉之兆。帝辛为了削弱宗室亲王的势力，于是将沬（河南鹤壁淇县）作为行都，朝廷机构都搬到了沬，沬为武丁始建，所以又称为武丁城，之后武乙与帝乙先后以之为都。帝辛时期开始大规模营建武丁城，扩而大之，因城西有山名朝歌，改沬都名为朝歌（ze），意为高歌黎明，喜迎朝阳，蒸蒸日上，兴旺发达。
在商纣王时代，朝歌非常繁华，历史记载“朝歌夜弦五十里，八百诸侯朝灵山”。武王代纣，纣王于牧野兵败后，兵撤鹿台而亡。武王克商后，兵抵朝歌，迁九鼎于朝歌。
春秋时期朝歌作为地名出现，战国时代至秦亡汉兴之时，作为地名仍在使用。西汉在朝歌置县，汉以后，朝歌时而设郡、时而置县、时而并入邻近的郡县。解放后设淇县，淇县设朝歌镇。
商纣王摘星台、纣王宫、荆柯冢、卫国故城、唐代陈婆造心经浮图、明末清初扯谈碑等。淇河文化，源远流长。早在数千年前，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华夏子孙，春种秋收，夏网冬猎，“坎坎伐檀”创造了淇河文化，发展了人类文明。这里即有驰名中外的牧野之战古战场，久负盛名的中华第一古军校——云梦山战国军校，华夏第一皇家园林——淇园，又有数不胜收的殷商文化遗址。
商王帝辛时期的都城东有淇河为险阻，西有太行山作屏障，其城池南北各有三道城垣，最外面这道城垣南至淇县的常屯村，北至淇县的淇水关，南北五十余里。第二道城为王城，王城的北城垣在今淇县工业路东至三海村北部，南城垣在今淇县难关一带。第三道城即宫城，位于今淇县三海村和西坛村一带。《淇县志》中所说的“淇邑北门出，西过纣王城”指的就是纣王的二道城。
纣王的内城即宫城遗址在当地至今仍然称为纣王宫。纣王宫左有宗庙，右有社稷坛，是殷纣王祭祖和祭天的地方，今淇县西坛村就是因村里有纣王的社稷坛而得名。至今遗存的古城垣，部分城墙犹高约10米，顶宽约130米，基厚约150米，城垣东西宽4里，南北长6里，城周20里，总面积24平方里。朝歌城垣，巍然壮观，体现了诗经记载“邦畿千里，维民所止”。
武王伐纣，牧野一战，纣亡国灭，600年社稷毁于一旦。但战争并未波及朝歌城垣，朝歌城垣巍然如故。战争结束后，周武王以纣京师封纣子武庚为诸侯，以续殷祀，武庚就居住在他父王的宫室里。后武庚叛周，周兵攻下朝歌，武庚身死，宫殿被焚，百姓被掳，顽民被迁，从此朝歌成为废墟。朝歌故地在春秋时期成为卫国国都。
帝辛继位后，重视农桑，因此社会生产力发展，国力逐渐强盛。
帝辛在国力强盛之后，便思兴拓土开疆之事。可见当时商朝国力依然强盛，如果读者生在当时，肯定不会感觉到这是末代商王时代。可见孙子说：“兵者，国之大事”，多么重要，正是因为兵事，才使得帝辛最终亡国。
当时商的主要敌人主要是东方的东夷和西方的西戎，而周则是西方的潜在威胁。
因为帝乙时代对东夷的讨伐，使得夷方解体，帝辛决定先剪除西方的威胁，尤其是周。
帝辛四年（bc1098），帝辛认为时机已到，打算移兵攻周，在黎（故旨方地，又名耆，山西长治潞城市）以检阅军队的名义将全国大部分兵力调到了黎，并未暴露灭周的意图。帝辛本想一举歼灭周军，可是由于他的调兵引致东南空虚，帝乙曾经征讨并打败过的夷方部落分裂以后，分成为东夷部落联盟（夷方的各部落纷纷独立，但仍以联盟的形式共同应对外敌），乘机大规模攻商，东南告急，消息报到，迫使帝辛不得不取消对西方用兵的打算。但帝辛并不甘心，对东夷采取守势，一直算盘着如何对周下手。
同年，帝辛发明了炮烙之刑以震慑诸侯，也就是命犯人走在涂满油的铜柱上，下面点燃炭火，一滑倒就会跌落到炭火里，顿时皮焦肉烂。这成为帝辛在历史评价上的一大罪状。
商朝历来实行的是兄终弟及的制度，也就是说只要国王死后，兄弟还在，虽有儿子，也要由兄弟继承，这是早期商朝九世之乱的原因。
所以到了武乙之后，为了根本解决这一问题，商朝开始摒弃这种制度，实行父子继承制。
这实际上剥夺了兄弟们的继承权，从武乙开始，内斗不断。所以帝辛的即位，实际上与箕子和比干的利益相背。
帝辛自然对箕子和比干深抱戒心，而箕子和比干往往以民众代言人的身份为民众谋福祉，其常常没有考虑帝辛作为帝王的尊严，他们的谏言往往使得帝辛陷入尴尬处境，听从吧！民众会对叔叔们感恩戴德，增强了他们在民众中的号召力，不听吧！又召来民众的怨恨，自己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