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文王“训：昔前人传宝，必受之以詷。今朕疾允病，恐勿念终。女以著受之，钦哉勿淫。昔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自稽厥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厥有施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迩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扰。舜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身滋备惟允。翼翼不懈，用作三降之德。帝尧嘉之，用受厥绪。于呼祗之哉！昔微假中于河，以复有易，有易服厥罪。微无害，乃归中于河。微志弗忘，传贻子孙。至于成汤，祗备不懈，用受大命。于呼发，敬哉！朕闻滋不旧，命未有所延。今女祇备毋懈，其有所由矣，不及尔；身受大命。敬哉毋淫。”
译意为：昔时，前人承传宝贵技艺是传授给同行同理想的有道德人。今我的疾病确实病重，恐怕我著作之《周易》“朕闻滋不旧”，即“新闻”之中道易理信念，已经不能在我生实现了。发儿，你虽然不娴熟筮占、观象技艺，但可以我著作现成受用之，像先辈圣贤那样钦佩应用中道易理，不可淫失。
不仅于此呵。从前，殷商成汤之上六位祖先，名称甲微，凭借伏羲氏传统文化易学和虞舜“恐求中”所著作《连山》易，衍变推导出“中”道易理之《河图》序系统，布施于当地民众受益，得以应用易理谋略发动和领导民众为其父仇报复“有易”，至使有易屈服认罪。地道《河图》序是天道的互相变易，天地阴阳和谐归中，对阴阳八卦传统文化中道易理没有损害，乃成为后来商朝作为国法、礼仪理念、历法，推行《归藏》易《河图》序系统。是甲微著作，且念念不忘遗传给子孙，至于成汤之恭敬备用不懈中道易理，指导“商革夏命”成功，得有天下。
呼吁发儿要敬佩致学舜、汤那样应用中道易理。我著作《周易》滋益了新的内容，以姬家宗族史料、朕亲身经历之益损训戒为素材，遵照“卦变”规则，嵌入卦象，因陷困于羑里监狱恶劣环境而隐寓、比拟系辞。但中道易理本质并没有延长。今你恭敬不懈备用《周易》新的中道易理，足够你遇到所有事情理由之应用，也无须刻求你具体操作其技艺，关键是要领导革命成功，实现“身受大命”，治理天下。恭敬从命，谨慎行呵！
从《保训》简里，可以进一步了解商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了解周文王的对商策略、了解周人的治国理念，还可以了解儒家思想的渊源及其发展历程。
而周文王建立的宗教观与商的时期不同。
商汤建立了区别于后世的一元体系宗教观，是原始的多神教的发展，以祖先崇拜为核心。
即先王（祖先）和“帝”（现任君王）都统一于对祖先神的崇拜，所以祖先神在现世的代言人，将来也是要升为神的，现任君王通过祭司阶层与祖先神相联系，实行*****这种商汤建立的体系使得商朝的情况类似于古埃及。
但是随着祭司阶层逐渐产生自己的利益，而开始独立于王权，并且侵夺王权，所以到武乙时期王权开始破除对天神（祖先）的崇拜，实际是在破除祭司阶层的特权，商朝****的体系渐趋解体。
《诗·大明》“天位殷适”和“《尚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之语：商王都是皇天上帝的嫡子、元子，而皇天上帝又正是商人的先祖神。
商人是皇天上帝（商朝的祖先神）之子，周王也是皇天上帝之子；这里“天子”“帝子”的概念不是抽象幻化的，而是确有血缘关系的：商王是父系制的上帝——祖先神之子孙；周王是从母系来看的上帝——祖先神之外孙。
从母系看，商族先祖也是周人的先祖，是周文王的外祖父、岳父等先祖。文王、武王也是商族先王——“上帝”的后裔，与商族王室有血缘关系，因此也可以在周建立文丁神宫、帝乙宗庙。
这样就可以揭示一个周人革命的大秘密：周文王代暴虐的纣王而兴只是“帝改厥元子”的结果，纣王是商族祖先神——“上帝”的后裔，自认为生来“有命在天”(《尚书·西伯戡黎》)；而文王、武王也是商族祖先神——“上帝”的后裔。因此文王、武王受天命只是上帝——祖先神改立“元子”，王位继承权并未转移。文王、武王是文丁、帝乙的后裔，自然可以继嗣他们的等级名号。
《孟子·万章下》述孟子向齐宣王解释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的区别，前面介绍过。
对于君王犯错误后，贵戚之卿与异姓之卿开始对待的方式同，都是进谏。君王不听的话，最后处理的方式就不同了：异姓之卿只好失望地离去，而贵戚之卿则可取而代之。
孟子所言正好反映了早期国家阶段氏族贵族专政时期的特点。周文王、武王奉天命革殷纣王之命，也就是上帝改厥子、贵戚易其位。
在那时人们看来，王位君权的更替是同姓王族、贵戚之间的事务，外人不得插手染指。因此，文献金文中称周人革命是“改”是“代”，周文王是受命之君。
季历、文王相继与商族通婚以来，已有“圣瑞”，已承袭了商族王族的等级名号，是殷先王的后代、外孙，也是商族的贵戚，当然可以取而代之，这也就是周文王、武王一面祭祀殷先王，一面积极准备征商并取而代之的原因。
周文王充分考虑到祭司阶层的利益和弊端，开始实行新的宗教观。
周代帝王宗教观是二元的，先王与上帝相脱离，先王受命于上帝。在先王以外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