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赵祯终于还是把这句话说了出来。“钱粮虽然确实是国本所在，但治理天下，终究还是以仁义为重。仁义行，天下自治。”
徐平习惯性地去摸腰间的笏，却摸了空。才想起进天章阁的时候，赵祯特意吩咐一个小黄门给收了起来，以示今夜不用拘于君臣之礼，可以畅所欲言。
收回手来，徐平拱手：“陛下，读圣贤书，尤其是要观其原意，明了大旨，直指古圣贤本心。孟轲说梁惠王，这里的利，显然不是指的钱粮。依梁惠王所问，可知此处之利，是说孟轲见王，能带来什么好处。孟轲一介书生，以仁义游说诸国，又能够带去什么钱粮？此处的利，说钱粮可，说兵甲可，说百姓亦可，凡是利于梁王之国的都可。孟轲之时，当时能够利于魏国的，难不成今天就不利于本朝？若以这句话说治国不言利，那还以什么治国？孟轲说‘何必曰利？’盖因当时魏国钱粮充足，兵甲精锐，所缺的只有仁义而已。本朝以仁义治天下，岂可与穷兵黩武的魏国相提而论！若是用这句话来质疑朝廷不当用心于钱粮，岂不是刻舟求剑，泥古不化？”
赵祯眉头紧锁，一时沉默不语。
现在朝廷真的不在乎钱粮？那就不会有三司，更加不会一大半的朝政都在三司衙门了。求钱粮可以做，但不能明面上说出来，更加不能作为朝廷施政的指导纲领。
赵祯迟疑，不是他不知道钱粮的重要性，而在于一旦把这件事情挑明，所引起的后果他无法预料。以仁义治天下，哪怕只是喊喊口号，也可以凝聚人心。朝廷以钱粮为纲，让天下的百姓怎么想？对于朝廷来说，百姓就是用来缴钱粮的？
汉儒讲天命，皇帝受命于天，只要天命在，百姓受点苦又有什么？所以在那个时候，一有天变，宰相便就要担责，代君受过，罢相都算是轻的。与皇帝坐而论道，地位如此之高，是白给的？当然就是用来替皇帝受天罚的。相反天下百姓受点苦楚，哪怕活不下造反，只要天不示警，那也不是多大的事情。
这一套在两晋就玩不下去了，道佛两教兴起，社会思想陷入混乱。至韩愈提出孟子道统，算是彻底结束了董仲舒的理论，到宋儒别开一派。简单说，就是借由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以民心代替天命，或者说民心就是天命。
到了这个年代，有天变虽然还是朝廷大事，宰相也经常要上表请罪，但已经不需要为此担责了。刘太后时王曾罢相，表面的理由是玉清昭应宫火灾，罢免宰相以应天变，真正的理由还是刘太后不满王曾对他的掣肘，那次罢相已经成为了特例。
民心就是皇位正统性的来源，最少要从理论上自洽。哪怕你实际施政完全不把老百姓当一回事，朝廷所宣扬的，还是要以民为本。
这就是意识形态，既受政治结构左右，又无时无处不在影响着政治行为。
徐平心里暗暗叹了口气，自己又何尝不知道这中间的利害？但时间来不及啊，他现在还不足以把自己的改革纳入到现有的意识形态中去，所以才要立言啊。至于彻底改变这种意识形态，别说徐平拿不出更好的方案来，就是能够拿出来，没个几十年也完善不起来，更加扩散不出去。
先改革，用已经形成的社会存在来催化产生新的社会意识是一条道路，但是徐平等不起。没有他在推动，新的改革就推行不下去，而他要推动，就要面对既有的政治现实，面对旧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一个不小心，这种束缚就会把改革捆死。
这是徐平改革撞上的第一堵墙，他必须把这一堵墙推倒，才能继续前行。
至于去寻找工商业资本的同盟，或者把三司手里的工商业散出去，形成一个新的工商业资本集团，作为自己的助力，徐平还没有那么天真。
说商品经济的有效资本不包括土地，可不是说只要不依赖于土地的产业资本就会推动资本主义了，那是两码事。必须从客观上，工业和商业资本的风险、利润彻底压倒农业资本，自动引导资本主动向工商业流动，而不是靠几个开厂开商店的资本家去推动商品经济。这不是可靠不可靠的问题，是根本行不通的问题。
只要投资土地还比其他投资更加有利可图，风险更加小，资本就会从工商业自动流向农业，根本不以几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这种情况下，哪怕就是搞起一条商品经济的链条，资本所获得的利润也会源源不断地流出去，而不会投入到消费和扩大再生产里去。这条链条早晚会断裂，商品经济的萌牙由此被掐灭。
这是唯物主义，唯意志论是站不住脚的。
要想推动改革，徐平就必须借助三司来形成这样一条商品经济的链条，并努力维持住，由点到面，带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只要发展，总会有一个临界点，工商业资本对农业资本彻底占有压倒性的优势，之后就是良性发展了。
初起的时候，去搞什么私人资本家，只会产生买办资本家。把本来应该用于工商业发展的资本抽出去，去买田买地，去买房子。没有任何正面意义，反而有副作用。
资本主义不是指资本家当政，而是资本当政，跟资本是官方的还是私人的并没有任何关系。只有资本这样一个抽离了具体人格的抽象物，才有资格成为商品经济的主宰。资本家，充其量只是资本的代言人，而且不是资本惟一的代言人。三司，就是这个时